在那种活动中，那反对我们的敌人是不对的；我们想要逃避的并正在逃避的境界是不愉快的；我们所向往的新的境界被象征成了一种梦寐以求的幸福或有待恢复的过去，因此，这种过去在回忆中（在这里，它不是回忆而是想像）就是最美好的了。人人皆知，这类事物是怎样在历史的进程中出现在我们跟前的，它们表现在诗歌，乌托邦、寓言故事、谤议、辩解、爱与恨的神话等等中。从中世纪的异教徒和新教改革家看来，原始基督徒的处境似乎是最可爱的和最神圣的，而天主教的基督徒则是最邪恶和下贱的。从雅各宾党人看来，来喀古士的斯巴达和辛辛那图的罗马之可爱似乎就和加洛林王朝及加贝王朝治下的法国之可恨是一样的。人本主义者把古代诗人和圣哲的生活看得光辉灿烂而把中世纪的生活看成漆黑一团。甚至在靠近我们的时代，也有人美化伦巴第的公社而蔑视神圣罗马帝国，而当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事实反映在一个渴求意大利独立的意大利人或一个主张普鲁士称霸的神圣日耳曼帝国的德国人的意识中时，看法就恰恰反过来了。这种情形总是会发生的，因为这是实际意识的现象观，在历史家的着作中，这类实际估价多少总是存在的。
作为着作，它们不是、也绝不会是纯粹的历史，精粹的历史；如果不用其他方式，它们也会在用词上和取譬上反映实际需要和对于未来的努力的反响。
但历史意识是逻辑意识而不是实际意识，事实上是以前者为其目标的；一度存在的历史在历史意识中变成了思想，原先表示抗拒的意志与感情方面的对立物在思想中不再占有地位了。
因为，如果无所谓善的事实和恶的事实而永远只有就其本质和具体性来理解的善的事实，那就没有对立面而只有更广阔的一面了，这更广阔的一面包括了敌对的双方，它恰恰就是历史性的考虑。因此，历史性的考虑把墓窖的教会和格雷戈里七世的教会等量齐观，把罗马人民的保民官和封建贵族等量齐观，把伦巴第联盟和巴巴罗萨大帝等量齐观。历史决不主持公道，历史永远只进行辩护；它不可能主持公道而不使自己不公正，即，混淆思想与生活，把情操方面的爱恶当作思想方面的判断。
诗歌满足于情操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一位颇堪重视的历史家施洛塞尔想要保持用康德式的严肃性和抽象法去判断史实的权利和义务，却把眼光盯住在《神曲》、即一部诗歌作品上，把它当作他的研究的范例。由于一切神话都具有诗歌的因素，我们因而懂得为什么被称为二元论的历史观不仅成了基督教的一个显着部分，而且成了人本主义和启明精神的神话（它们确乎就是神话）的一个显着部分；二元论的历史观就是把历史看作由两股潮流所组成的历史观，这两股潮流互相混杂，但决不把它们的善与恶、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的洪水融为一体。但发觉这个价值二元问题并以发展观的高级统一加以解决的则是十九世纪的事，由于这种关系并由于其他同类性质的解决（当然不是由于这一世纪在语文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丰收，那是前四个世纪所相对地共有的），十九世纪已恰当地被称为“历史的世纪”。
因此，历史不仅无法区别善的事实和恶的事实，无法区别进步的时代和退步的时代，而且，当那使这样的对立面成为可能的心理条件没有被一种精神活动所更换和替代以前，历史并不开始；那种精神活动要设法确定以前遭关于这一节，可参看我的《论价值的判断》（Judgments
ofValue）。
墓窖原文为
catacomb,罗马的墓窖，早期基督徒的避难地。格雷戈里七世把教会高于国家的原则发展到顶点，他认为他的权力来自上帝，地位上超过世俗统治者。受诋毁的事实或时代起了什么作用，即，它在发展过程中作出了什么贡献，从而产生了什么成就。既然一切事实和时代都有其结出硕果的方式，在历史看来，它们就谁也不应受到诋毁，而且都应受到赞扬与尊重。一件遭受诋毁的事实、一件令人厌恶的事实还不是一个历史命题，它甚至很难说是一个应当提出的历史问题的前提。当一种消极的历史以它的消极进程去代替肯定的思想并且不安于实际的和道德的范围以内，不自限于诗歌性的表达和经验性的表现方式时，它就是非历史；对于这一切，我们当然能谈（是谈，不是想），就像我们随时谈到坏人和衰落的及退步的时代一样。
如果消极性历史的恶果是从善恶这一辩证对立面的分离、凝固、和对立及把发展的观念阶段化为实体所产生的，那么，另一可以称之为哀歌性历史的对于历史的背离就是对于那一概念的另一必然性的误解所产生的，那就是，永久的恒常，已有成就的永久保持。但这在定义上也是错误的。在历史进程中所保存和丰富的是历史本身，是灵性。过去不异于在现在而活着，它作为现在的力量而活着，它融化和转化于现在中。每一特定的形式、个人、行动、制度、作为、思想都注定是要死亡的：甚至被称为永恒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永恒的）艺术也会死亡，因为，它除了在后人的精神中被再造、从而被变形和被投以新的光辉外，它并不生存。最后，真理本身、特定的和定性的真理除非被包括在一种更广泛的真理体系中因而同时变了样子，也是会死亡的，因为它是不能再思想的了。但是，那些没有具备纯历史考虑的概念的人，那些把整个心灵黏附在一个个人、一件作品、一种信仰、一种制度，并黏附得非常利害，以致不能使自己脱身去使它在自己跟前客体化并加以思考的人，是易于把属于普遍精神的不朽性赋予精神的某一特定和定性的形式的；既然不管他们怎样努力，那一形式是会死亡的，会死在他们的怀里，因而宇宙在他们看来就变成了一片漆黑，他们所能叙述的唯一历史就是关于美好事物的痛苦和死亡的不幸的历史。这也是诗，是极高尚的诗。当亲人死去时，当心爱的事物失去时，除了哭泣以外，谁还有别的作法呢？谁能不像但丁失去他的心爱的“最美的人儿”一样觉得太阳在熄灭、大地在颠抖、鸟儿不再飞翔而堕在地上了呢？但历史决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谁都知道，对死者的适当纪念是知道他们生时做了什么，知道他们有什么作为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是关于他们的生活的历史，不是关于他们的死亡的历史，应该使善良的人遮住死亡的历史，而使粗野和乖离的人揭露其不幸的真相，并以不健康的顽梗态度去看它。由于这个原故，对民族、国家、制度、习俗、文学及艺术理想和宗教概念的死亡而不对它们的生存加以叙述的一切历史都应被认为是错误的，或，我们再说一遍，如果它们达到了诗的水平时，就应被认为是单纯的诗。人们由于过去存在的事物现在不再存在了而感到忧愁、难受和悲伤。如果人们不是同时忽视了、不去承认过去的未曾死亡的部分，即未成过去而是当前的过去或过去的永恒生命，说过去存在的事物现在不再存在了这一说法本身就会变成一种无用的重复（因为它若过去是，显而易见，它现在就不再是）。这类历史的错误就在于这种忽视，在于这种忽视所产生的不正确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