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本学鲁公。只学颜阴柔一种。而不能变化，故书碑尚不出范围。至东坡之雄伟，书碑则嫌欠庄重，不免纵横习气。
坡翁书碑，学钽公《东方画像赞》，惜稍纵横耳。
米南宫为有宋大家，而以行草书碑，此则碑学之野狐禅也。
怀仁集右军《对教序》刻石，《圣教》本集右军简札而成，仍称之为帖，不可称碑。山谷全是纵横习气，本不能书碑也。至元只赵子昂一人能书碑。
赵碑学北海，简札学右军，其界限极严，不相混杂。以后则碑学绝矣，故可断言子昂后无用也。
董文敏书学全是帖学，故书碑便见轻习无骨干，以于碑学少工力故也。国初书家无不学董者，故简札妍雅，而一书碑便见搔首弄姿之态，此大可叹也。
碑学之中兴，自阮相国始，阮有《南帖北碑论》。以南北分宗，其论甚辨，然究不确。南碑有《宝子》、《龙颜》，北碑有《敬使君》、《张黑女》、《李洪演造像》，何耶？大约古人碑帖分途，简书尚妍雅，碑志尚古朴，《宝子》、《龙颜》与北派何异？萧梁石阙，无异《刁惠公墓志》，此可知也。唐之褚遂良，元之赵孟俯于碑帖皆致力，而界限分明。褚书《孟法师碑》学《唐邕写经》，《圣教序》学《龙藏寺》，至《枯树赋》、《哀册》，则学《黄庭经》可知也。阮既倡碑学，至邓石如、包慎伯是其后劲，今之书家，莫不人人言碑矣。邓书全从碑入，包则手写帖而口言碑。然着有《艺舟双楫》，于碑学颇多发明，不能谓为无功也。大约汉、魏至唐，无不重视碑。南朝士大夫雅尚清谈，挥尘风流，形诸简札，此帖学之萌芽也。唐太宗好《兰亭》，于是有唐一代书家，无不学王者。苏灵芝欲展《兰亭》为碑，此以帖入碑之始。其书实伤婉丽，所谓俗书之祖也。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变者，天也。
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者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当为今之隶之极盛矣。
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日“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旬辉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醋足，八曰骨法铜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怀，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变宜于尊乎！
综而论之，书学与洽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有变可以前事验之也。
于右任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坐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决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犯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
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为自然之波澜以为波澜，乃为致文。泥古非也，拟古亦非也。无古人之气息，非也；尽古人之面貌亦非也。以浩浩感慨之致，卷舒其间，是古是我，即古即我，乃为得之。
二王之书，未必皆巧，而各有奇趣，甚者愈拙而愈妍，以其笔笔皆活，随意可生姿态也。试以纸覆古人名帖仿书之，点画部位无差也，而妍媸悬殊者，笔活与笔死也。
标准草书自序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现代各国印刷用楷，书写用草，已成通例；革命后之强国，更于文字之改进，不遗余力。传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事虽细，可以喻大。且今之所谓器者，乃挟之与各国各族竞其优劣，观夫古今民族之强弱，国家之存亡，天演公例，良可畏也！然则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急务欤！
吾国草书之兴，以草篆草隶为权兴。秦汉以来，其用日增，其法日进，其称日繁，约而言之，可成三系：
一曰“章草”，解散隶体粗书之者也。其为法：利用符号，一长也；字字独立，二长也；一字万同三长也。当时作者，实有远见。所措创业未竟，而定型遂成，以致不能进步！汉张芝、吴皇象、晋索靖皆一时领袖。张书遗迹渺然，但可于两汉遗简，想像神采；皇象《急就章》，索靖《月仪》、《出师颂》，可谓章草范本。然全体繁杂之字，简单化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于赴急应速之旨，固本达也。
二曰今草，继章草而改进者也。其为法：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多，使转之运益敏，大令所谓穷伪略之理，极章纵之致者，最为得之。虞世南云：“王广、王洽、逸少、子敬，俯拾众美，会兹简易，制成今体，乃穷奥旨。”以王氏之多才，为风气之领导，景众既广，研讨弥笃，一字组织有多至数十式如阁帖所示者，创作精神之惊人，可以想见。或谓当时作家，自矜博赡，故生变化，以竞新赏；实则流传笔札，皆为试验之作，未及验定耳！陈僧智永，书真草千字文八百本盖有志统一体制，以利初学者。而唐以功令者取士，干禄字书，应运以作。草书遂离实用而入于美艺矣！唐太宗尤爱《兰亭序》、《乐毅论》，故右军行楷之妙，范围有唐一代。《十七帖》之宏逸卓绝，反不能与狂草争一席之地，虽有孙过庭之大声疾呼，而激流所至，莫之能止。
三曰狂草，草书中之美术品也。其为法：重词联，师自然，以诡异呜高，以博变为能，张颠索狂，振奇千载。《肚痛》、《自叙》，可为代表。一笔草、连绵草，古虽有之，而成系统，开脉流，实自此绐。散氛埃于大地，而曰“挥毫洛纸如云烟”，亦可异矣！然其组织之巧，用笔之活，于法理变化，多所启发；且如索师晚年合作，矩镬甚严，其贡献之大，唐以后作家，远不逮也！
隋唐以来，学书者率从千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先之于草圣千文。一因名作聚会，人献其长，选者利益，增多比较；一因习用之字，大半已俱，章法既立，触类易通。斯旨定后，乃立原则：曰易识，曰易写，曰准确，曰美丽，依此四则，以为取舍。字无论其为章为今为狂，人无论其为随为显，物无论其为纸帛、为砖石、为竹木简，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救灾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唯一之希望也。
吾国习称，文之善者曰文豪，草之善者曰草圣，谓之重视草书也可，谓之高视草书也亦可。故善之者，或许其通神，或赞其入道，或形容其风雨驰骤之状，或咨嗟其喜怒性情之寄，而于字理之组织，则多所忽略！非之者，又谓草书之人，技艺之细，四科不以此求备，博士不以此讲试，而于易简之妙用，则不大复致思，此草书所以之晦，亦即草书之所以难也。今者代表符号之建立，经历来圣哲之演土进，偶加]排比，遂成大观，所谓草书妙理，世人求之毕生而不能者，至今乃于平易中得之，真快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