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以道志，志之所之者，感也。自感为体，感人为用。故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言乎其感，有史有玄。得失之迹为史，感之所由兴也；情性之本为玄，感之所由正也。史者，事之着；玄者，理之微。善于史者，未必穷于玄；游乎玄者，未必博于史。兼之者，其圣乎！史以通讽喻，玄以极幽深。凡涉乎境者，皆谓之史。山川、草木、风土、气候之应，皆达于政事而不滞于迹，斯谓能史矣。造乎智者，皆谓之玄。死生、变化、惨舒、哀乐之形，皆融乎空有而不流于诞，斯谓能玄矣。事有远近，言有粗妙。是故雅郑别、正变异，可以兴、观、群、怨，必止于无邪。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指远，其辞文。故通乎《易》而后可与言博喻，为能极其深也；通乎《春秋》而后可与言美刺，为能洞其几也；通乎《诗》而后可与行礼乐，为能尽其神也。有物我之见存，则睽矣。心与理一而后大，境与智冥而后妙。故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春秋之世，朝聘燕食皆用歌诗，以微言相感；天竺浮屠之俗，宾主相见，说偈赞颂，犹有诗教之遗。中土自汉魏以来，德衰政失，郊庙乐章不复可观。于是诗人多穷而在下，往往羁旅忧伤，行吟山泽，哀时念乱之音纷纷乎盈耳。或独谣孤叹，蝉蜕尘埃之外，自适其适。上不可说，下不可教，而诗之用微矣。体制声律亦屡变而益繁，其味浸薄。然而一代之中，作者犹时时间出，虽辞不逮古，情志发乎中者，不可绝也。
诗以道志而主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以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而出以至诚恻怛，不为肤泛伪饰之辞，皆诗之事也。
诗者，志也。志能相通，则无不喻。但用事须有来历，体格气韵亦别有工夫，此则非学之深且久，未易骤悟。今人不学诗，诗教之用不显。然其感人不在一时，虽千载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仍是不失不坏也。
诗以道志，亦是胸襟自然流出，然不究古今流变，亦难为工。须是气格超、韵味胜，方足名家。
诗以道志，须“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方是好诗，不可强也。
诗，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细，第四要神韵高，四者备，乃足名诗。古来诗人具此者亦不多，盖诗之外大有事在。无一字无来历，亦非畜养厚，自然流出，不能到此境界，非可强为也。世俗人能凑一二浅薄语，便自命诗人，此实恶道。
诗教甚大，而世之名为诗人者，其诗则小。果能闻道，虽不能诗，何损；诗虽工，而无当于性情之正，何益？汉魏以降，诗人多如牛毛，语其至者，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吾夙昔耽诗，每恨其多，不可胜读，然粗知其利弊，为之而不谬于古人，不溺于流俗，非用力十余年，殆未易语。但非谓诗不可学，亦弗谓可不学也。性之所近，以余力求之可耳，勿以是自喜也。
诗以感为体，必有真情实感，然后下笔，诗味自有不同。自古以来，历代诗人多如牛毛。然真正到家，一代不过数人；精心之作，一人不过数篇。诗学甚大，不仅文词雕琢。学诗得其门径，亦须十年功夫。若言诗学精微，则是终身之事。
古之所以为诗者，约有四端：一曰幕俦侣，二曰忧天下，三曰观无常，四曰乐自然。诗人之志，四者摄之略尽。若其感之远近，言之粗妙，则系于德焉。
诗是声教之大用。“此方真教体，清静在音闻”，一切言语音声总为声教。以语言三昧，显同体大悲。圣人说诗教时，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自然是实智。来问误以诗为多闻之学，只据“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一语断之，乃与上所引“颂诗三百”，“人而不为《周南》、《召南》”“诗之失愚”等语无涉矣。当知从初发心至究竟位，皆是诗，不得但以加行方便为说。“失之愚”者，愚相粗细煞有差别，略以爱见大悲及所知愚当之。一品无明未断，皆于诗非究竟也。有意要排奡，即非佳诗。诗亦煞费工夫，到纯熟时自然合辙，勉强安排不得。
一切吟咏语言，虽有精粗、美恶、浅深之不同，何莫非诗，不必跟于三百篇也。即如孺子“沧浪之歌”，信口而出，圣人闻之，则声入心通，发为“清斯濯缨，浊斯濯足”之义，岂非诗教？顾沧浪之歌又何尝在三百篇之内耶？
诗乐微妙，非时人言艺术者所几。
脱俗须具悟门，诗中实有三昧。古来达道者多从这里过，然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直须自悟始得。吾言亦犹谷响泉声耳。
凡事取一种方式行之者，其方式便是礼，做得恰好便是乐。如作诗，格律是礼，诗中理致便是乐。
诗固是人人性中本具之物，特缘感而发，随其所感之深浅而为之粗妙，虽里巷讴吟出于天机，亦尽有得《风》、《雅》之遗意者，又何人不可学耶？笔下不必有诗，胸中不可无诗。至格律藻采，则非学不可耳。
咏史诗须有寄托，意在陈古刺今，方见诗人之志。古人于此等题皆不苟作，非徒叙事而已，此不可与述德诗并论。
凡诗皆不可作道理会，却不妨全体是道理，如此乃为知言。
诗亦人人性分中所有，唯须学而后成。“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即比兴之旨。诗贵神解，亦非自悟不可。五言先从《选》体入，以治经之余力为之，亦涵养性情之一助也。
严沧浪以禅喻诗，独尚神韵，譬之羚羊挂角，香象渡河。
诗能感发情性，植养伦理。
夫诗，不以辞害志。
洪巢林先生来书有：“日日忧旱，得雨而喜”语，因云：此是诗人本怀，固知忧喜雨旸本非二物，此余所谓诗以感为体也。人心有私系则失于感通，若虚中廓然，何所不格，雨旸寒暑即是变化云为，在《易》谓之贞，在禅谓之普。故曰“天下何思何虑”，言无私也。异由计起，涂虑万殊；贞乃本然，归致冥一。能会此，则即诗见道，体物不遗，然后物我顿忘，言象可泯，何事区区与古人较短长乎。
扬子云谓：读赋千篇，自然能赋。杜子美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皆甘苦自得之言。要之，诗之外必有事焉，而能一切发于诗，诗始可传。吾有旧句云：“自古言皆寄，从心法始生。”悟此，则学诗与学道一矣。
古人说诗，各有其得力处。温柔敦厚之旨，当反之自心，看能体会到甚处。若有一毫刚忿，则遇物扞格，去诗教远矣。
凡说诗，则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足可忘疾。
欲明诗之正、变，须略明依、正二报之义。“正”是能依为身，“依”是所依为土。身业之染静，即为报土之胜劣。诗人之美刺，依于国政之得失以着其法戒。“正”为有道而兴，即报土之胜也。“变”因失道而作，即报土之劣也。《诗谱序》所谓“凶吉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者，是诗之功用在美教化、移风俗，是教人修其正报也。世有治乱，诗有正变，而诗人之志则一于正。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
“不学《诗》，无以言”，诗教亦是开权显实，若是灵利汉，举起便悟，不为分外。不可以谛言语目之。
胸中着得几首好诗，亦可拔除俗病。
诗人闻道者固不多。就诗而论，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而已。亦非是教人不学诗，但古之为诗其义大，后世之为诗其义小耳。
或问王辅嗣《易》以何为体，答曰“以感为体”。余谓辅嗣此言未尽其蕴，感者，《易》之用耳。以感为体者，其惟诗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即感也。感之浅者其言粗近，感之深者其言精至。情感所发为好恶，好恶得其正，即礼义也。故曰“发乎情，止乎礼义”，“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孔子说《诗》之言也。诗教本仁，故主于温柔敦厚。仁，人心也。仁为心之全德，礼乐为心之合德，礼乐由人心生，是以《诗》之义通于礼乐。程子曰：“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故《易》为礼乐之源，而《诗》则礼乐之流，是以《诗》之义通于《易》。政事之得失寓焉，是以通于《书》。民志之向背见焉，是以通于《春秋》。六艺之旨，《诗》实核之，诗教之义大矣哉！《三百篇》以降，代有作者。后之选者识不及此，各以己见为去取，或求备乎体制，或取盈寓篇章，博而寡要，于义无当也。吾尝欲综历代诗总别诸集及论诗、评诗诸作，博观而约取，删繁而撷要。其世则汉魏六朝唐宋辽金元明清，其体则乐府五七言歌行律绝，其义则风雅正变，足以考见一代民志之所向，国政之所由，世运之升降污隆皆系于是。好恶不失其正者，大抵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体不求备，惟其人，所以昭其志也；断代着录，所以着其事也。详其来历，通其旨意，以便教学。善读者潜心以求之，庶几继轨《三百篇》而六艺之旨可以概见。以是为教，其必有感发兴起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