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黙成《磨鏡帖》甚佳。帖云“僕自喻昏鏡，喻書為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倘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托儒為姦者曽不若愚夫愚婦也。
夫子誅諸侯無王，孟子勸諸侯為王，諸儒安得無疑？孟子卑管晏“陋、覇道”，乃與公孫衍、張儀之徒，異口同音共□掇，諸侯為此事反不肯做齊威晉文事業。方道周室衰微，與孔子時不同。當時，韓趙魏齊，列為諸侯，尚皆待有王命，其間要霸者，必去朝周。諸侯又何曽不知是个共主，只有楚無狀，其自殷周以來如此，不足恠也。孟子固有說矣。當時，諸侯欲王之意不可遏，四方遊說之士無不向上稱說“尚以王為下，而欲為帝”，若孟子勸其循諸侯之禮，豈足以回其膠固之心。
孟子嘗説好貨好色事.乗時君之趍向而語之，勸行王政，即此意也。要行王政，須從理義做來。自農桑上做家計起。當其做家計時，便是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斑白不負戴於道路，件件有个長上，家家有个長上，此時，終不勝滅周而改物，又終不勝與周而並王，其尊周之理便在此乎。便自有不容已者，便可興周，周便可為政於天下。此孟子之志也。好貨好色且不與他較待，其仁義之説行時，君之心轉移，一洗舊習，相與維持[一本作新]，件件蟬蛻矣。孟子此意只是不說，只漏泄數句。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又曰“唯天吏則可以伐之”，何曾無周。
自晉承曹魏之後，迤邐相承，皆曹氏之禪代也。於是二三百年無公論。二三百年無公論，則公論已矣。此諸葛孔明、孔北海之徒每遭詆議，有善則沒之，如取劉璋事，埋沒來歴，後人只說孔明不是。
李文靖公[宗勉]為守於台，與陳文逸民飲玉霄亭上，良久，忽移過君子堂。陳文告曰“此間不如玉霄之爽”。文靖曰“下靣人家擲骰賭博，爭注喧譁，姑避之。”尋常事至而應不要先有心[闕]靖[一作清]。
東坡說“蔡琰《悲憤詩》非真”，極看得好。然胡笳十八拍乃隋唐衰世之人為之，其文辭甚可見。晦菴乃以為琰作也，載之椘詞。
堯典“克明俊德”，孔氏注以為“賢俊”。大學“克明峻德”，康成以為“大徳”。大德在我，方合自明之意。按大戴禮，正月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也？合氷必於南風，解氷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俊”訓大可見。
唐明皇天寳之事，詩人極其形容，如長恨歌，全是調笑君父，無悲哀惻怛之意，連昌宫詞差勝，故東坡喜書之杜子美《北征》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别。姦臣競葅醢，同惡随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讀之使人感泣，有功名教。
《桑中》等篇，朱子詩傳之説己當。先曾與東萊議論，東萊力以為詩人所刺，晦菴辨之不信也。先祖[闕]論，嘗謂“聖人不應收此邪詩于三百篇”，則邪詩之說，先祖固言之矣。先祖自信其家學，不曾往見文公。因讀楊誠齋文字，不樂，遂并同時諸書皆不過目，然其所見，乃暗與文公合，其稍異者，則文公云“夫子取之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葢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戒于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先祖則曰“今永嘉謂山歌為邪詩，周道衰，綱常毁敗，滛靡胥淪，正聲不發於人心，而邪詩充悅於人耳。詠之愈多，傳之愈廣。夫子删其蕪穢筆之簡册者，皆正詩也。而邪詩，入[一作習]熟於時人之口耳。布傳于室家之簡册者，猶在天下。夫子豈能删之哉。秦禍之酷，天地否塞。漢興以來，諸儒收拾殘編斷簡于壞亡之餘，補綴遺逸，而詩之三百，大抵不全，取天下口傳之詩，以補秦火之餘。非夫子所删三百之全文也”。又，文公不盡信《小序》，先祖亦謂小序為漢人專門名家之辭，其意亦同文公。嘗謂李敬室祀云“東萊以《桑中》《溱洧》為刺滛奔之詩，婺州若有人滛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此語又簡而明矣。
《家語》雖俚偽雜揉，猶是當時文字，去聖人未甚逺，不比孔叢子。其載“周公冠成王，命祝雍作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哀恐，當衮軄[此句必有闕文。《大戴禮記》亦有，文還同，哀一作衰]。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今儀禮、士冠禮大畧正同儀禮。乆不出，即此可證為周公古時傳流之書。又，即儀禮。可見《家語》雖後時俚人所錄，亂說自有之，終與孔叢子不同。孔叢子句句偽。
永嘉鄭伯謙云，天官之軄，自玉府内府而下，今皆收入内藏庫；自宫人掌舍以下，今皆收入脩内司；自醫師食醫以下，皆入御藥院；自膳人庖人而下，皆入御前供奉。自漢晋以後，先王所以招使士大夫在宫内者，稍稍推出，却将天子服食掌于外朝者，稍稍引入。[伯謙字節卿]。
任重而道逺，“任”當作平聲。孟子曰“門人治任，將歸任重”，謂仁以為己任，擔子重也。任重，是治任之任；仁以為己任，則是任天下之重之任，“任”却作去聲。
潘子善先生乃吾邦人，曾有詩云“老大倦追随，得坐且終日。所以見春去，亦不甚愛惜”。予甚詠之不置。咸淳癸酉六月，塘下戴正子訪予，出其先公詩，八句云“幽棲纔一室，意足便為安。片石星霜老，八窗風月寒。已無蝸角累，自號鹿門看。清夜誰同語，横琴試一彈”，此詩亦佳。今人只識花言綉語，便相傳諷佳句，豈知此哉。
聖人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文定曰“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之横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逺也”，此說是矣。又曰“罪孔子者，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靣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此語非也。聖人豈願亂臣賊子之戚哉！“知我罪我”皆説後聖。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作之，後聖不容不罪，罪至于後聖，當此時，又自作春秋。
沈繼祖醜詆晦翁，以求官爵，自不足道。李果齋作年譜備載之，謂削之反渉忌諱。此說不然。《汲冡書》所謂“舜囚堯、禹放舜”之類，千載而下，忽然有个輕薄子如劉知几者出來與之敷演，雖曰無傷于日月之明，然害理不少，害人心不少。曹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若當時見劉知几許多說話，豈不更無藉耶。
東坡云“夫畵竹必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畵者，疾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此語甚妙，豈但畵竹。
天地本黒也，以日為光；本寒也，以日而暖。日入則復黒，日逺則復寒矣。[而一作為]
胡氏謂“周之至徳，不但稱文王，亦稱武王”，是也。武王十三年前皆是事殷之時，至謂“誠使文王無廣周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一乎”。此語大不然。三分天下有其二，謂人心歸之也，豈割據之比乎？戡黎勝之而已，伐崇降之而已，非闢地也。大会于孟津，不期而至者，八百國。果歸周之多也。
孟子《集義》章，先儒被孟子說揠苗處多了。將謂，是告子“助長”，然告子正是。不曾集義，惟恐助長，只待義自外來襲[一本無外字]，所謂“不得于心，勿求於言，勿求於氣”者也。孟子“必有事”了，方說“勿正勿忘”了，方説“勿助長耘苗”了，方説“揠苗”，次第甚明。但其説揠苗處詳，人遂謂“孟子以揠苗之戒為重”，掉了告子，真病。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求不動心之法，自以為善也。孟子則不然，“不得於言，必求於心，有得於心，不求於氣”，終而至“詖滛邪遁”，開口便覺，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不足道矣。行之既熟，渾身是理，理充而氣浩然，視告子之區區护此氣而不敢動者，又不足言矣。是道也，要紧在必有事與勿忘上工夫自到，又不可責近效，所謂大叚着力不得者也。大叚着力，則氣壹動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為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為勿忘者言也。“揠苗”為己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苗草相亂，将見草長而苗不存，又何苗之可揠乎？告子不肯做，必有事與勿忘，功夫只願勿正勿助。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欲勿正勿助也；其曰“不得於言，勿求于心”是不曾有事勿忘也。不知集義，呆然但欲勿動此氣，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儒者之不動心也。孟子謂其“不得于心，勿求於氣”，此是其勿正勿助之意，未為全不是，但以義為外不曾于知格上下工夫，不得于言未嘗求之于心。不思義理，在心却待于應接處，聽道理，見成自從外來，所謂“彼長而我長之”，裏面全無一事，是欲義自外來襲而取之也。既無集義，不知自反，直與不直，區區求保此氣，亦難矣。如此則不但人之“蔽陷離窮”不可得而知，而我之“詖滛邪遁”，亦不自覺矣。[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書。今錄於此]。
濓溪不言知格，徑説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已上皆知格也。厥章厥微，匪靈弗瑩，其知格也。至矣。定之仁義，中正，則着實；主靜則立本，其知格也。至矣。
四子言志，夫子自先定四子之次第矣。子路率爾而對，夫子亦知其必然矣。據次第而問，始及于晳也。伊川先生云“子路之志，亞于曾点”，葢其所言，雖不讓，却是真實，此意千古未有人說。人見夫子哂子路，便道子路不如諸子。朱文公謂“求赤皆退讓，却因見子路被哂後如此，到底子路是真”，斯言尤為著明。[可使有勇，是作其忠義之氣]。
友人王賁，字藴文，今之隠君子也。今亡矣。其曰““惟求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非曾晳之問”。此語確然可信，曽晳不應如此問。其問無味。
古云“虎狼知父子”。只有母子，無父子也。獸知母而不知父。父亦不能知子。但其母見從他身上出來，自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