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士
余尝闻何君镜海之言曰，天下之治乱，系于士与农之多寡。农多则治，士多则乱。非士之能乱天下，托于士者众，则附于仕者亦众，而游惰者且齿甘乘肥，三代下之国家，所以有岌岌之势矣。五行百产不能给生人之用，生齿繁则杀戮相仍，此天道之当然也。耽于逸，极于欲，斗于巧，百族万类元气剥丧，而倾折夭札随之，此人事之自然也。大难初平，百物凋敝，人安耕凿而无竞无求；极盛之时，文治昌明，而诈伪日生，杀机潜匿，此又历代之盛衰相为倚伏者也。汉举孝弟力田，与策贤良并重，此其制犹近于古。后世以文取士，以资为郎，以级纪功，皆以黠民御朴民耳，虽欲治其可得哉？呜呼！何君之言，其即余欲以简治天下之意也。返朴还醇，正在今日。夫今之所谓士者，皆有士之名而无士之实者也，其实民而已矣，安得窃名为士哉？今国家之于士也，取之太多，简之太骤，人人皆可为士，数年间，一邑之称士者已至数十百人，按其中皆贸然无知者居多，由是士习日坏，士风不振，而士遂为人之所轻，因而叹天下之无士。呜呼！岂通论哉？譬如采珠于渊，采玉于山，取既竭则以泥沙代之，人见泥沙，并咎珠玉为无用，而士遂无以自见其长。为今计者，当废时文而以实学，略如汉家取士之法，于考试之外则行乡举里选，尚行而不尚才，则士皆以气节自奋矣。
至以考试取士，亦当减其额，远其期，与其多取而贤不肖之皆多，毋宁寡取而贤不肖之皆少。且士既少则下知贵，而为上者，教养皆有实用。学中廪饩，书院膏火，养数百人不足者，养数十人而有余，于是士不为非而廉耻懋焉。且士既不为时文，其心思智慧咸磨砺以成有用之学，何至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问以钱谷不知，问以兵刑不知，出门茫然，一举步即不识南北东西之向背哉？或曰，有明之以时文取士，盖欲其废书不观，使之囿于一隅之中而莫能出其范围，往往有髫龄就学，皓首无成，而士之受其愚者不少矣。呜呼！此徒以功名富贵鼓舞其心志，虽有奇材异能，非是莫由进身，其愚黔首之心，实无异乎祖龙之一炬也。乃后世仍复因循不改，明知其无用，而绝不思为之变计，岂以在廷诸公皆由时文以进身，一若舍是并无良法欤？夫书，取其足以记姓名而已，宣圣有言曰：“辞达而已矣。”是即文字尚不必求其甚工，况于无用之时文？即曰时文所以代圣贤立言，顾圣贤之前言往训，昭然俱在，固在乎身体力行，又何烦乎口为摹拟，作优孟之衣冠？夫学时文不成，则竟成废人耳。设以学时文之精神才力，专注于器艺学术，即不能出而献诸大廷，而终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足以终身用之而有余者。故时文不废，人才不生，必去时文尚实学，乃足以见天下之真才。或又曰，时文中何尝无人才，本朝之功烈彪炳、才德彰闻者，何一不由科第中来？即今时曾、李、左三相国，亦以时文为进身之阶，是安见时文之足以害人才也？不知此即吾向之所谓非时文之能出真才，乃真才之不囿于时文耳。吾请一言以蔽之曰，今日之徒能时文而嚣然自足者，皆不得谓之士；此乃民之实，而窃士之名者也。况乎今日之士即异日之官，巍然身为民上者也。时文中果有治民之谱欤？昔者，取士之途宽而用士之法严；今者，取士之途隘而用士之法滥。乳臭之子，朝登科第而夕握印绶矣，不必试而后用也，而乌得不病国而殃民？故时文不废，天下不治。吾今请开数科以取士，即以其虚言而征之以实效。取之宽，则人才皆入吾夹袋之中，而自无或遗；用之严，则自不得以空文徼幸于一时。士习既端，而民俗亦厚，将见尚气节，懋廉耻，敦品行，而无实之士自转而归于农工商贾，以各遂其生。今日风俗之弊，在好谀而嗜利。欲反其弊，莫若闭言利之门，而开谏诤之路。故停捐纳所以伸士气，奖直言所以坚士节。如是而官方有不澄，仕途有不肃，不足以扬郅治之休，而臻于汉代文、景之隆者，未之闻也。
变法上
泰西人士尝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来未之或变也。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巢、燧、羲、轩，开辟草昧，则为创制之天下；唐、虞继统，号曰中天，则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盖孔子固圣之时者也，观其答颜子之问为邦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于三代之典章制度，斟酌得中，惟求不悖于古，以宜乎今而已。于答子夏之问，则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孔子盖言其常也，而非言其变也。言其常，则一王继治，有革有因，势不能尽废前代之制而不用；言其变，则未及数百年而祖龙崛起，封建废而为郡县，焚诗书，坑儒士，乐坏礼崩，法律荡然，亦孔子之所未及料者也。汉承秦弊，不能尽改，自是以后，去三代渐远，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如其泥古以为治，此孔子所谓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者也。由此观之，中国何尝不变哉？
即欧洲诸国之为治，亦由渐而变，初何尝一蹴而几，自矜速化欤？铜龙沙漏、璇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钟表之法，亦由中国往。算法借根方，得自印度。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阳，何尝不恃炮火？其由中国传入可知也。其他如火轮舟车，其兴不过数十年间而已，而即欲因是笑我中国之不能善变，毋乃未尝自行揆度也欤！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盖同一舟也，帆船与轮舶，迟速异焉矣；同一车也，驾马与鼓轮，远近殊焉矣；同一军械也，弓矢刀矛之与火器，胜败分焉矣；同一火器也，旧法与新制，收效各别焉矣；同一工作也，人工与机器，难易各判焉矣。
无其法则不思变通，有其器则必能仿效，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虽然，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舍是而言死后，谁得而知之，亦谁得而见之？况西国所谓死后获福者，其修亦必裕于生前，然则仍是儒者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说耳。故吾向者曾谓数百年之后道必大同，盖天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我中国既尽用泰西之所长，以至取士授官，亦必不泥成法，盖至此时不得不变古以通今者，势也，而今则犹未也。今如有人必欲尽废古来之制作，以遂其一时之纷更，言之于大廷广众之中，当必以其人非丧心病狂，决不至是。呜呼！世人皆明于既往而昧于将来，惟深思远虑之士乃能默揣而得之。天心变于上，则人事变于下。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诸国既恃其长，自远而至，挟其所有以傲我之所无，日从而张其炫耀，肆其欺凌，相轧以相倾，则我又乌能不思变计哉？是则导我以不容不变者，天心也；迫我以不得不变者，人事也。如石之转圜于崇冈，未及坠地，犹谓其难，而不知其一落千仞也。况今者我国已自设局厂，制造枪炮，建置舟舶，一切悉以西法从事。招商局既建，轮船遍及各处，而洋务人员辄加优擢，台湾、福州已小试电气通标之法，北方拟开煤铁诸矿。所未行者，轮车铁路耳，则或尚有所待也。此皆一变之机也。惟所惜者，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不知天时有寒暑而不能骤更，火炭有冷暖而不能立异，则变亦非一时之所能也，要之在人而已矣。尽人事以听天心，则请决之以百年。
变法中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呜呼！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