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过程更有趣。一次又一次，被限定受众为少数人的想法，如果它遭受了袭击或者围攻，就开始展翅，然后渗入到整个文化之中。在十年之内，产生于共产党内的惯用语成为了普遍流行的部分：具体步骤我们必须采取具体的步骤本有的矛盾、演示、法西斯主义者，所有其他沉闷的行话，都能在《时代》的社论中找到。
哈尔德内，是瑙米·米切森的兄弟，为《工人日报》写文章，解释科学中的新发现。他的话让我们所有人为之颤抖。他说：“宇宙不仅仅比我们所想的更怪，他比我们能够想象的更怪。”我知道有人专门为了这些文章买报纸。后来他到印度，培育了一代印度科学家。像这些人都是原创者，如同所有他们这类人一样，在谈起苏联的时候，所有的话都是垃圾。有一个问题是：为了用其他方式有所成就，一些人需要被归位于可恶的少数者地位吗？那里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人，比如红衣主教赫威力特·约翰逊，他写了本名叫《世界第六个社会主义者》的庸俗作品，成为党帽上最亮丽的羽毛之一，因为他处于宗教圈的核心。
不能说嘉宾是无聊的一群人，但是我发现氛围却很压抑。我讨厌以某种姿态去装模作样我们，这群聪明的少数人，支持那些被诽谤以及遭受不公平攻击的世界工人阶级的卫士们。但是，然后发生的一些事，再次阻止我前行的脚步。两个穿军装的人走过来，说要把我介绍给一位从莫斯科来的非常重要的客人。他们各站在我一边，领着我到一位将军面前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身旁站着侍从武官，我想大概是军队里的人吧，但是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克格勃。他是一个刚毅结实的人，眼睛像冰一样冷，说起话来完全是共产党的口吻：“工人阶级……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和平方针……受剥削大众……推进共产主义事业。”我真的不想听下去。我怎么了？我是要晕了吗？我浑身发冷，手心出汗。脖子背后出现古怪的感觉脑后的短发竖起来了。我害怕了，我感到恐惧。他吓得我快要死了。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我想这是我离得最近接触得最近对于苏联的惊恐。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这是很主观的东西，就像同志所说的任何事都不可能立刻得到解释。不幸的是，某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几场遭遇，改变你的遭遇，可能在别人看来却微小到不值一提。从此，我再没有去过任何一场这种苏联大使馆举办的大型招待会。
我曾和杰克一起去捷克大使馆，和通常遇到这类事一样我感到很烦。一个轻浮的年轻人粘着我们，不停给我们拿喝的。当我们说要走，准备找辆出租车的时候，他又坚持开车送我们去教堂街。虽然我们没有邀请，他依然坚持和我们一起上楼；然后，他吹嘘自己那些有钱有权的朋友，邀请我们去参加各类宴会，试图强迫我们允诺再和他见面。在他走后，我们开玩笑说在他认识的那些有钱有权的或一无所有的人中，没人愿意花半个小时和这种可悲的攀龙附凤的小人物待在一起。他叫斯蒂芬·沃尔德。后来才发现他不仅是某类为达官贵人做事的皮条客，而且还与间谍有一定关系。他是克力斯汀·凯乐的朋友或者情人。在他遇到困难时，利用过他的人对他落井下石，他最终选择了自杀。相似地，你可能会遇到那些曾在晚宴派对上见过迷人的克力斯汀·凯乐的人“她真是价值连城……她真幽默诙谐……她真聪明伶俐。”但是当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仰慕她的人却没有帮她。
我还做过什么如果自己不是共产党员的话就不会做的事呢？我曾为一些在大型公寓街区举行的理事会选举去卖《工人日报》和拉票。那是白天，女人们大开着门。“我把这事留给我丈夫处理。”她们邀请我进屋，因为她们很孤独。女人和孩子们住在昏暗、狭窄、贫困的房间里在被描述成“你从未这么好过”的财富爆发前这已经算不错了。一瞬间，我又回到了某种太过熟悉的环境。他们想要的是关于分期付款和孩子生活补贴的建议。他们不知道什么归属于他们，或者怎么能获得它。在罗德西亚，到处都是这种景象，我只需要给某人打电话：“住在23号的那个女人，她需要……”现在我很少知道我自己的规则，或者可以打给谁。我告诉共产党这些人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他们需要一个社工。我只这样做过一次。很令人沮丧，不止是因为我处于自己通常错误的位置上。
我曾到位于南罗德西亚的沪尔大学做演讲。那儿大约有五十名尼日利亚学生。现在，那次经历至少教会了我一两件事。他们实在无法理解我：这就是，所要接受的事实是微小的白人少数族裔大概十五万人镇压了一百五十万黑人。“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让他们离开呢？”“为什么他们让白人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请告诉我我不明白你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我解释道，南罗德西亚在物质上被武装占领。“但是我们不应该允许自己变成你把它叫什么？伐木工和水域制图员。”我还从未遇到过这么一群感到如此费解的听众。
我曾被请去为爱尔兰共和军讲述罗德西亚的情况受他们邀请。他们大约十五个人，清一色的年轻人。据我所知，对于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而言，无批准令即被逮捕，不经审讯便被投入监狱，然后关起来，既不会被判刑，也无法抱着被释放的希望（除非英国人突发奇想才有可能），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在爱尔兰共和军和英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其根源之深远超出现今大部分人所想的范围。
我被邀情参加一个由肯辛顿共产党组织的会议，去做一个关于党的文学路线的演讲。我并不同意这个政党路线。以前也没赞同过。但是我还是去了像往常一样部分是由于好奇心驱使。有人建议将格莱哈姆·格林尼作为叛徒解职。我很敬重格莱哈姆·格林尼。然而，我能很好地解释党的文学路线。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我想，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这么做。我开始有点结巴，以前从没有结巴过，我几乎难以完成演讲了。不用萨斯曼夫人告诉我我也知道，我结巴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我所说的那些东西。“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她说，“你也该学会说不了！”
所有活动都是伴随着萨斯曼夫人、杰克以及我妈妈的评论。我妈妈是个有点疯狂、悲观、苦痛、爱责备他人的人，不断说着我要为我儿子的未来考虑。杰克什么时候打算和我结婚的呢？为什么我总是围着共产党员转悠？这个萨斯曼夫人究竟是谁？为什么我要准备听某个外国人或者陌生人的话，而不是听她的？
与此同时，党内有股暗流涌动至少我所在的圈子中是这样每当谈论起来自苏联和东欧的新闻时便会如此。不是报纸上的被我们认为是谎言的新闻，而是来自口口相传的新闻。大家用迷茫、恐惧的声音谈论这些话题：逮捕、失踪、监狱、集中营，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总结：“可惜革命没有发生在发达国家，否则的话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了。”政党在官方上否认正在发生的一切，甚至党员三三两两或者组成代表团去询问时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的谎言。”非官方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当时有一种说法：“知道事情的真相。”苦涩的承认。依然还不是全部事实；离真相还远着呢！。
“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条短语承认你成为一名政治精英。
有大量关于英国共产党高层中的经济腐败的流言，但是我想钱是最不重要的。他们态度傲慢，高层官员以及所有的党员都会夸口说这些官员的薪水并不比普通工薪阶层的高。他们从苏联那拿出来的东西难道没有记录吗？没人会说他们生活奢侈。到苏联或者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旅游是肯定会有的，但是，我肯定这不能被视为摆架子，更像是摆放他们的母校。不，是权力权力是麻药，是诱惑。拥有内部消息，听到权力风声，知道真相。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继续当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们说应该退党后过很久也是如此，是为了属于精英的特权，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属于某个精英的需要肯定是一切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贵族，盖世太保，秘密社团这些都一样。
后来我遇到我的舅妈玛格丽特，我舅舅的遗孀，还有她妹妹。这是属于我母亲的世界，另外一个精英，高级中产阶级，一个她敬重想要我成为其中一员的世界。尽管她一点也不喜欢她的嫂子。并非我不喜欢他们，这两个通常打扮光鲜的女士戴着保守谨慎的帽子，手套，还有狐狸披肩，而是这个世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使只是接近也是像要被关进监狱一样。我觉得很多年前我就离这个世界渐行渐远了，然而现在我母亲劝我进入这个充满上层人士的地方。
我试着，去见我的叔叔哈里。他在三十年的婚姻之后离开了他的妻子多莉，声称他为了孩子而守着一个空洞的婚姻，直到最终找到了生命中的真爱。家里人说多莉是“红发妖精”。如果满头红发的你待在一堆上流人士中，不久你就会有一个绰号了。他们说她是酒吧女招待；其实，她并不是这样，而是一个好到让人难以抗拒的身处酒吧之中的红发妖精。我父亲从没亲近过他的兄弟，最终他发现弟弟是值得敬重的，于是便帮他辩护，但是这并不好。我给哈里叔叔写信，告诉他我和家里其他人不一样，我们能否见一面？他没有回信给我。我又再试了试还是没有回音。他的女儿琼来找我，用了一个小时抱怨她父亲的种种不是。我反问她，的父亲为了她而在一场糟糕的婚姻中坚持几十年是否应该得到某些赞许？我不想再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