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年，极少会出现这样内容的信件，但不久就见怪不怪了：“恐怕我不得不告诉你我要离开公司，去……告诉你这件事我感到很抱歉，因为我非常享受与你共事。我希望不久后你能与我共进午餐。我非常愿意将来我们能有机会再度共事。”起初，在出版公司里作者的作品像杂货店的购物袋被来回买卖；在编辑在公司间来回换岗之前，作者们很期望能对出版商保持忠诚。但是很快，作者发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变得和出版商一样，并开始适应他们，这通常发生在一个编辑与作者建立信任关系之后。但是当忠诚不再，一种比法律合同更深入的东西就被破坏了。
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一个非常有钱的百万富翁开始幻想拥有一家出版社。权力用错了地方：这些百万富翁们谁在乎文学？他们会立刻推进出版业发展成为其他工业部门。伟大的出版业帝国中没人能赚大钱，因此我们或许得希望有钱人们快点失去兴趣，如果幸运的话或者仅仅是我在做梦？出版公司之间这些不自然的联系再次崩溃。在这个领域里，小确实是最美的。或许我们可以回到那样的状况中，即出版商在乎的是是否有很好的作品问世，以及排版安排是否得当。读者注意到书不再像他们曾经看到的那样：书中错误百出。这是因为，为了节省成本，在会计的要求下，出版商常常会忽略雇佣一个排版编辑，除非是某个作者坚持要求。
可以肯定的是，出版商不会做任何能够满足作者自信和自尊的事情，他们知道出版商对印刷错误百出，纸张、格式粗陋这样的事根本不会关注。
然而，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有些地方还存在一些阴暗的、不确定的事，一个不被承认的需要获得满足。再也没有比到某家书店，像是在曼彻斯特（或者在底特律），坐在一大摞书前，但是没人来买书，更不用说有人过来签名更令人羞辱的事了。我看过有年轻作者曾被置于这种悲惨的境地。
或者开个书展。每一个出版商都有一排作者等着给别人签名。知名作家前排起了签名的长队。但是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其实他们也很不错却坐在那儿一两个小时，无人问津。怎么回事？这不是在卖书，确定吗？是啊，出版商是在向其他出版商展示自己的作者：来看看我稳固的出版业地位吧！
在多伦多哈勃佛朗特文学节上，我看到这样一幕：我到接待处，看到米歇尔·霍罗伊德，我们最好的文学传记作家之一。他脸色苍白，眩晕无力。他的出版商安排他参加从多伦多到加拿大其他城市的三个独立活动，为了推广他关于萧伯纳的书。第一站，一个电视台采访被取消了，但是他到录音棚的时候才得知这件事。第二站，他接受了某个想要了解琳恩·雷德·班克斯的人的采访：但他的妻子是玛格丽特·德拉波。在第三站，采访者连他写了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比通常所说的低能强不了多少的采访。这类对于作者的剥削以及侮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上周就有报道称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们应该沿着沟壕穿过泥浆往前爬。”暗指作者推广自己的作品。现在，正是这样，公众对此一目了然。出版商，甚至他们中最优秀的那些人，都会时而觉得他们那些写出好书的作者的质量难以控制这件事令人愤怒，甚至难以忍受。其他任何事都能够控制，除了控制作品质量这件事。但是你可以指派那些乐于奔走签名或者做白痴式访问的作者。你可以让他们跳跃钻圈，甚至可以把这项列在合同里。出版商经常试图分配作者，他们会迎合需要的安排，根据出版商输入电脑中的规划，将那部小说排列成某种适合的程式。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这些小说没有那些支撑他们出版的精华要素。对此他们无法容忍。事实是，作者们常会发现令人生气的是他们最好的作品难以理解，这对他们来说实在起不到安慰的作用。
有这么一个场景：一群有实力的纽约出版商在一家时尚的餐厅围坐在一起共进晚餐。他们忘记了某个可怜的小作者（不是我本人）当时在座。出版商们不停地吹嘘着自己的实力。“我们可以捧他们上天，也可以一手毁了他们。”或者他们没有忘记那位作家：他们是需要有个旁观者看他们表演。
纽约最着名的出版商曾幻想他如何把他的作者像马一样安全地关在一排乡村别墅里。我们整天被锁起来，不断完成作品，只有晚上允许出去三、四个小时过属于自己不那么重要的小生活，但是到十二点再把我们锁起来。一个玩笑！
然而像幻想那种萤火虫般的，创造性的卓越才能仍然很难捉摸。电影工业试图去买小说。自从有电影以来，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小说能出版，便能保持内容的品质。电影制片人就会买小说。如果作者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经历，或许一笑了之。制片人们通常会不住地赞美作者：真是惊世骇俗、令人惊艳、神奇的独创作品……正如你所看到的，只需要相信我们即可。作者读了剧本初稿。只是为了作品，她或他会说，这和我的小说没什么关系，不是吗？这时制片人便会开始抱怨，寻求作者的妥协。“完整性”这样的字眼就出现了：“故事核心的完整性……”，如果作者是个无知的人，她（或者他）会非常困惑地问，如果你不用它，或者只是滑稽地改写，为什么还要买我的小说呢？为什么不另外拼凑出一份自己的剧本？然而，关键是，制片人，连同整个电影工业，都是魔法的信徒，虽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点。小说有某种东西是什么呢？存在，迷恋，以及他们买了书，然后可以拿在手中。他们认为，即使改变了故事或者想法，不等于对原着进行改动，其中那些迷人的或者有力量的东西会保留下来。有时候他们是对的。他们相信这点吗？或许并非如此。这些有权的独断专行的人们，明显忽略了他们自己的进程。他们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是，他们的工业不断流淌着的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强烈情感能量。任何一个来自文学冷静世界的人进入电影界，都会惊讶于危机、眼泪、威胁、歇斯底里、早上三点响起的电话，所有这些伴随着电影制造所出现的不真实的情景剧。关于这些能怎样呢？他们制造自己的燃料，就是这样。他们也无法理解，他们在多么奢侈地使用着它。
一个作者，或许会，或者是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收到一封传真或是快递（“非常紧急，立即送达”），数页打印出来的纸上这样写着：“我刚读了您精彩绝妙富有想象力的小说。我秉烛夜读……”如此继续数百字。但是热情已经传递到讯息里，耗光殆尽了。一周后，发信人可能会拾起小说，来回翻阅。“我都快睡着了。真怪。”
鲍勃·高特列波曾忠告当时作为年轻作家的我，说：“我能给任何一个作家的忠告就是，‘拿了钱就跑’。”我当时想这有点愤世嫉俗了；但是他是对的。除非你幻想去一个空无一物、变化莫测的世界做次远行。
你们或许认为我说了太多关于出版业和出版商的事。但是怎么能否认作家的作者生涯与此无关呢？对于写本书有两个困难。如果说很难传达出冷战的氛围，那种侵蚀毒害了一切，现在看起来像某种精神疾病的氛围的话，那么，要描述出自我刚开始写作时所处的氛围和现今状况之间的不同也同样困难。年轻的作家，或者读者，无法理解你所说的：“过去出版业是由真正对文学的尊重所支配”。“你的意思是什么？”这些具有想象力的对话者会问。因为他们不明白你的意思，他们所经历过的事没办法教他们理解，许多人确实也分不清好书与坏书之间的区别。一个改变的简单例子是：过去像《观察家》这类期刊会只评论严肃作品，以刊登那些二类书的评论为耻。如果从不知道区别的年轻人在一份被描述为“有品质的报纸”看到关于撕裂紧身胸衣或者性暴力的片断和章节，又在同一份报纸看到比如说再版弗劳博特的《感伤教育》的评论，那么他或她便会知道该想些什么了。
我要重复一个要点，必要的事实。还是存在只为少数人写的书，过多夸奖和推广不会改变它，然而这些作品是最好的，也是私下里、安静地、平心而论最有影响力的，它们为时代设置一个标准。
现在我上了苏联大使馆宴请宾客的名单。类似于革命周年纪念，红军日等等这样的节日，都会举办盛大的招待会。我去过其中五六个吧。也并不享受，那么为什么我会去呢？革命的职责成为父母和祖父母对于教堂责任的延续。现在，我又听到了父亲说的“哦，主啊，我该不该去呢？”当我母亲想去在班科特举办的教会理事会时，一个同志说：“你要去苏联大使馆，多丽丝？”
“我想如此。”
一间华丽的房间里惊讶于那些忍辱负重的代表们是如何不得不被藏在这个闪亮迷人的地方等待我们的是大量的苏联官员。他们几乎都是间谍，但是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还有一些是党员和使馆随员，其中不乏重要人物。其中一个是科学家博纳尔，他对检晶仪做了独创性的贡献，还启蒙了一代学生、党员和其他人，他们永远将他视为恩师。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就劝告英国共产党员要理解艺术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鸿沟，以及它所具有的破坏性。后来这成为共产党员讨论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许多讨论、演讲和学习小组所涉及到的主题。我想我自己甚至也在南罗德西亚的索尔兹伯里作了场关于这个主题的演讲。这个想法后来被斯诺采用，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