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们是一个集体。瑙米和道格拉斯在自由活动时间里在一起。
科帕德想与我在一起，以安心。他为莫斯科的严酷所烦恼，同时为访问的人群代表团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感到高兴。
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和阿诺德在一起。我们谈论，并且不断地谈论。在现在看来这是多么的荒谬啊我们把自己搞得太严肃了。不要忘记，在共产主义者肩膀上的是整个世界的未来。共产主义者和“进步力量”。我想到，既然所有的青少年都信仰这个：所有事物都在他们掌握之中，因为成年人是如此的一场灾难。那么这种共产主义者们的根本信仰，只是推迟了的或是错位的集体青春期行为？
紧张、压力、不同意见、缺乏睡眠、繁重的会面任务，使我们的状态都跌到最低点，或者说至少到了我们的生理极限。理查德·曼森变得更加孤独、沉默并夸大自己讨厌文化的姿态：“对不起，我从没有走近过剧院或是音乐厅。”科帕德总能在任何聚会中找到令人怜爱的可爱女孩或是不受约束的灵魂，来诉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如何独自一人走遍英格兰的这通常是萨缪尔·马谢克，他年轻的时候走遍了俄罗斯。科帕德告诉所有人他讨厌政客，憎恨他国家的统治阶级，热爱共产主义。当可能的时候，道格拉斯·杨会说起苏格兰的草根民众，而他的巨大身材和苏格兰褶叠短裙在这时会引起热烈的掌声。瑙米的上流社会拉长话音随着日子流逝变得更不能忍受了。“但是那些可怜的事物，他们必须学习更好的东西。”阿诺德变得更情绪化，而且常常流泪。每一个机会都可以流泪。他们带我们去舞会，去看人们是如何享乐的。这是莫斯科主要的娱乐大厅，这是一个丑陋的破败的地方。一支乐队演奏30年代的舞曲，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男性，一个也没有，只有女人和女孩们在一起跳。“为什么没有男性？”我们愚蠢地问道。奥莎娜说：“男人在战争中都死光了。”因为她没有男人，也不期望结婚：就如同我妈妈那代人，她们的男人都死了。
阿诺德哭了，而我则变得专横，随着每一个小时的流逝更加如此。
阿诺德和我坐在我时髦的组合沙发上，我们说的每一个字都受到了监控，这不够好，我们不可以再忍受官方的任何更多的言辞了；俄国人民的问题是他们和外部世界没有足够的联系，他们不知道如何以一种人性的方式说话。我们所必须做的我们在长时间的讨论后决定了是要形成一个问题来迫使阿里克谢·索科夫实事求是地回答，而不要那些胡言乱语。这就是我们想到的问题：“从来，在每一个社会里，即使是最僵化的社会，新的观念出现时通常被认为是应受谴责的或者甚至是煽动性的，但是最后都被接受了；然后当新的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异端的观念时，它们才会被抛弃。苏联是如何考虑这个不可避免的，同时又是避免文化走向腐烂或变得无用的过程的？”如果这些不是准确的词语的话我相信这些是准确的词语这也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阿诺德和我抓住了一个索科夫没有被亲信围着的机会。我们说我们想问一个对于我们而言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他仔细地听着，点着头（带着苏联风格所要求的严肃），并说道：“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他将在明天我们去亚斯娜娅·波里阿娜的时候给我们答复。这是托尔斯泰的故居，一个朝圣的地方。我们的确期望有一个真实的答案。
我们驾驶着一些汽车进入农村地区，路上一些当地人在售卖野生草莓。所有的官员们都购买了，特别是波里斯·波勒维，他虽然不是官员但是我们一起在莫斯科。他是一位受赞扬的伟大卫国战争小说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也在那里。他刚出版了一卷爱情诗，被官方所接受，虽然爱情诗被认为是冒险的，而且斯大林自己就说过他认为这些长篇累赘应该被限制在卧室里。这段评论经常被引用，作为那位伟人对艺术父权偏好的标志。波里斯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人，男孩子气、有热情，而他去哪里都骑着摩托车，他在每个场合都反复讲的事实：这里是这位重要而有名望的作家，但是他对骑着摩托车出行不太习惯。在托尔斯泰呆过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他的故居，如果你认为这个人是一位贵族并且是俄国上流社会的一员的话，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并不如此，而且里面有太多人，儿童、仆人、访客。并且，它的家具很简陋，而伯爵夫人在其上生孩子的沙发则摆在一间普通的公众房间里，很有可能被设计得极其不舒服。
树林和田地都很好。吃午饭的桌子很长，被陈列在树下，大概可以坐三十人。索科夫的女儿在那里，一位愉快的、可爱的女孩，她父亲的宠物：他的眼睛不能离开她身上，并且向我们炫耀她。她说她将要踏上去极地地区的旅程，而共产主义的罗曼蒂克想象马上抓住了阿诺德的注意，他问到她是否正要去北极探险，因为对于一位苏联少女来说不可能要求她做更小的事情了。她可爱地笑了并且说不，她要和学校的朋友们一起去游览一些风景如画的地方。只有当我记起如同这样的场景时，我才能把我自己推回到那种共产主义气氛下对英雄的期望氛围中。
阿诺德和我正等待着索科夫的回复，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我们必须离开了，于是我们邀请他到我们这儿来。但是他没有动，一步也没有离开他的官员们，他提高声调，以让所有人都转过身来看我们，他提起他紧握着的右拳，大声说道：“在马克思原则的基础上，伟大领袖约瑟夫·斯大林同志指引下的苏联将总是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他并没有看我们的眼睛。这明显地，是别人让他这么说的，就在克格勃听到了我们热烈的小声讨论后，他找到了一个既对索科夫也对他们自己无害的方法。他也说了一些关于他自己的地位的话，但是恐怕这些事实太明显了，以至于我有一段时间都忽略了好几年的时间。
阿诺德和我讨论了这个回应，并且认为我们所期望的太多了。我们是一个官方代表团的一部分，而他是我们这次访问的苏共的主要代表。
在可能的时候，我们也讨论了斯大林和他们对他的态度。这是一个下面的描写中经常出现的时代，这种描写出现在短篇故事、小说、回忆录中：我的拖拉机/摩托车/收割机/汽车坏了。我站在马路边上，正想着怎么办，突然我看到我面前站着一位穿着简单又和蔼的人，有一双诚实的眼睛。“发生什么了吗，同志？”我指着那台机器。他提示那台化油器/马达/刹车/轮胎。“我想你会发现问题出在这里。”他微笑，严肃而又和蔼，点了下头然后走开了。我意识到这是斯大林同志，牺牲自己的生活来为俄罗斯人民服务的人。
我那时候对斯大林同志的态度并不尊敬。但是阿诺德不能容忍听到任何对他不敬的词语：他是其中一个相信斯大林的事实真相被斯大林的同僚所隐瞒的人。阿诺德因为党所犯下的许多‘错误’而痛苦不已。他是一个需要尊崇权威的人，就如同我需要去反对一样。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吐露道这不令人震惊并说道在这次旅程之前他去了找哈里·波利特，那位共产党的领导，告诉他他担心以一个同性恋者的身份去访问苏联。哈里·波利特咨询了他的同僚，他们的决定是这是可以的，党会站在他那边，但是任何间谍、可爱男孩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向他亲近时，他都应该马上向他们报告。阿诺德对此感到很激动。那时侯在英国同性恋是违法的：人们会而且的确去坐了牢。许多年后才有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容忍态度。而那个“党本身”应会站在他那边，我相信，这是为什么当其他人大量退出的时候，阿诺德仍然保持一名党员身份的原因。我也尊敬哈里·波利特和他的同事：对于这些传统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来说，要接受阿诺德真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被带去的最后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儿童夏令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做秀的地方。奥莎娜和其他人坚持说苏联的每一个小孩在暑假中都会有六个星期去一个如同这一样好的夏令营。这是一个经营得很好的地方，有很多吸引人的女孩，穿着连衣裙，扎着发辫，以及很有礼貌的男孩。使我震撼的是图书馆，存满了俄国、英国和法国的经典作品。在小床上的每一个地方，以及在公共活动室都放有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和翻译的英文书。“我们的孩子只读最好的作品。”而这是全国的普遍状况吗？是的，他们向我们担保。当然，我们讨论了这种状况。这是真的，那就是：每一个我们见到的人都知道如同我们一样多的英国文学作品，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地铁里阅读他们的经典作品。“矛盾”的是：这些人们生活在一个每一刻都被一种无意义的粗鲁的言辞所控制的国家里。然而他们在人文传统中被养育长大。托尔斯泰的一卷作品就将会与他们所受到的所有官方的教育形成矛盾。
我认为文学一本小说、一个故事、甚至是一行诗都有力量去摧毁帝国。“他们都在这个时代泛滥。”
我们被邀请去萨玛坎德，但是瑙米说她必须回去参加一个在阿基尔举行的委员会议。这有故意的轻佻，故意的表示轻蔑，针对道格拉斯·杨的苏格兰褶叠短裙或是理查德·曼森的“我想总体来说我喜欢劳德斯。”
关于那次邀请有少许的荒诞，但是可以与之匹配的是，可能是难以置信的，那个大型的有天那么高的装饰了红场的横幅：喝更多的香槟！因为如同以往，政府尝试着除掉酗酒的恶习，而香槟被认为是由伏特加向健康前进了一步。或者是在那些无休止的宴会中，官员中被窃听到关于在黑海上度假的超凡魅力的谈话“我的妻子仰慕他们做鲟鱼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