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尝试着想象这是电影中的一幕，但这真是糟糕透顶。一张长长的、坐满人的桌子，鲜花，酒，一场盛宴。那里有从农场里特别挑选出来的人来作苏维埃农民的代表。就在那里，我们这些快乐的代表们，为进行如此的旅行而兴高采烈；就在那里，党的官员们，全都是友善和蔼的。阿尔佛雷德·科帕德在调情。我们在作演讲。道格拉斯·杨提醒我们苏格兰农民们的所有惨痛遭遇。瑙米谈了英国农场的常规状况，将之与我们坐车穿过那些苏联田地时看到的状况严格地对比起来。
在盥洗室里，吉普林的《如果》被镶了框挂着。我们被告知这是每个人都最喜欢的一首诗，而且他们全都铭记在心。
下一次我在一个厕所门后看到《如果》这首诗时，是在肯尼亚一个大而且富有的农场里，那里到处都有女王的照片。
我们被带到一栋装满了由斯大林的感恩的国民们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房子里。这是令人感到可悲的，因为它们大部分都令人厌恶，由一些货真价实的农民或民间的传统派生或演化出来，比如由他的脸占据了整个中心的地毯，或是雕刻过的盒子或金属制品全都有他的脸在上面。我把其他人留在了里面，自己一个人去外面坐。就是在那里我决定尝试去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将根据共产主义的方程式而写，因为我对自己的沾沾自喜和优越地位感到不安。故事里将会有非常好和非常坏的角色，就像狄更斯的小说那样。我写了，它的名字叫“饥饿”。它是关于一个由非洲农村来的年轻人，冒着损失财产和生命的威胁而去了大城市，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基本情节，不仅仅是非洲。这个背景来自我认识的非洲人，当我问起的时候，他们会给我准确地描述这件事或那件事在一条村子里是如何完成的，索尔兹伯里里的黑人聚居区和无证照酒馆的情况如何。这个故事被大量地翻译和重印了，但是我为此感到惭愧。我宁愿看到相当一部分我早期的作品消失。这个故事的错误在于它的感情用事，这通常是一个不洁起源的标志：在这个个案里就是要用道德去写作一个故事。
瑙米、奥莎娜和我正站在红场上的圣·巴塞尔大教堂里，而瑙米正在跟奥莎娜说俄国人缺乏品位。瑙米在那次旅程中被俄国人的审美所折磨。每一样东西都是丑陋的和次等的。如果阿诺德和我小声地谈论关于那场战争的某些情况时，她会说，毫无意义，他们在生产新的材料和家具，而它们都令人厌恶。她指给奥莎娜看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花样并说道，为什么，当你有这些图案的时候，你会把这些令人厌恶的花样用在你衣服上吗？奥莎娜迷惑了。她并不知道那些新的棉布和丝绸上的花样是令人厌恶的。当瑙米向她展示她自己正穿着的自由裙的时候，奥莎娜并没有明白为什么这就比她那天早上向我们展示的那大捆棉布要好。她认为，大教堂墙壁上的花样是旧的，是以前流行的。她后来问我，如果米奇森夫人是一位富有的女士的话，为什么她穿棉布而不是丝绸。因为，肯定的是，如果你可以承担得起的话，你总是会穿丝绸的。奥莎娜最好的衣着就是丝绸了。“而且非常好看呢！”理查德·曼森殷勤地说道。阿诺德和我正讨论瑙米是如何轻视我们的主人们的，而且明显地她自己并未察觉到，而我们如何可以制止她。事实上我们责备了她：“瑙米，你必须停止再像这样伤害他们的感情了。我们不能允许那么做。”
“但是我就是不能明白，”瑙米说道，洪亮的嗓子正发出低沉而又有回响的声音，“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为他们的家具拿一些好看的模版来取代那种垃圾？”
“但是，瑙米。”聪明的阿诺德说道，“这正是当一个农夫的传统被打破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模仿一些现代的东西。他们有老式的品位，但是他们必须以新的方式来培养自己的品位。”
“嗯。”瑙米拉长声音说道，“但是我仍然有我自己的说法。这个代表团是来消除分歧的：我非常乐意去告诉他们关于他们那糟糕的品位。”
“那么当我们回国后，我们将会告诉传媒你把你的时间花在了鄙视俄国人的审美感觉上了。”
“但是，阿诺德，我亲爱的男孩，你肯定不是认真的。”
“你正在伤害他们的感情，瑙米。”阿诺德说道，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在列宁格勒，他们问瑙米和我是否介意一起住一个房间。我们认为这很奇怪。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他们可能想窃听我们的谈话。那时是八月，晚上的天不是全亮的，但也差不多了；只有数个小时的时间天是真正黑的。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便一头倒在一张双人床上，而瑙米在一边推我，因为她想我告诉她我的感情生活，那样她就可以告诉我她二十多岁时候的恋人。我觉得这就如同回到学校一样，在寝室里进行调皮的谈话。她说这些年来年轻女性已经变成顽固守旧的人了。我睡着了。
列宁格勒是一座悲伤之城，灰白色的而又格调高，满是苍白的景色，它的墙体满布弹孔或是裂痕，这是因为十年前那场一百五十万人丧生的围城战的磨损。我们由一个宫殿走到另一个宫殿，它们全都以那种我知道某些人会敬慕的样式来建造的，全都有镀金的卷曲和丘比特塑像，玫瑰色的肉体，粉色和兰色的缎带、勋章，一个非常喜庆的撅起的又凹进去的建筑物。这是因为俄国皇室尊崇法国并且引进了这种宫殿的风格，而且当我们去少年宫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是以前的一座宫殿，而沙坑和千秋看起来则是相当差的品位。
我们与列宁格勒分支的苏维埃作家们有一次正式的接触，而我们就在另外一间像这样的无意义的房间里，进行了一场如同任何我可以记起的严肃的活动。瑙米说她将坚持认为列宁格勒的作家提供了作家米克夏尔·佐斯琴科来让我们调查。在西方有传言他已经死了被谋杀的。阿诺德和我都被吓坏了。首先，为什么一个作家要像法庭上的证据那样被提供呢？然后，我们的确知道了作家们是就现在我们所说的保持一种低姿态的尝试着不去引起注意并且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是被西方作为一个案例。但是瑙米坚持那样做。
我记不起我们主人们的名字了。开场演说全是正统的和猛烈的。当我们说“感谢上帝，我们就要回家了”的时候，我们早就对那些感到厌倦了；另外一场演说和
“或者另外一块烤面包。”
“或者另外一场宴会。”
过一会儿你就实在听不进去这些演说了。那些言辞就好像使你的大脑麻痹了一样：那些字词那些声响如同麻药。这类演说在会议中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但是被一位年轻诗人所打断，他如同一位贵格会的信徒，不时地有一种他不能遵守的冲动，必须站起来并向斯大林背诵一首颂诗。明显地，没有一个人会反对，因为这样做会冒着被指控犯有欺君罪，所以每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所有的官员们都亲切地对那位充满灵感的未成年人报以亲切的微笑，甚至会鼓起掌来。在这种背景下，米克夏尔·佐斯琴科被带了进来，并坐在房间的中央，俄国人坐一边，而我们则坐另外一边。他身材瘦小，黄色皮肤，而且看起来像是生病了，但他勇敢且有尊严。就如同那位在集体农场公然违命的老者一样，周围的空气似乎在他周围形成了保护层。这些官员们，无论他们是如何的奴化、献媚、拍马屁，他们全都受到威胁，看到过许多作家、朋友或者在流放，或者在集中营消失。佐斯琴科被官方所批评而这意味着他们自己也在批评他到现在来说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写作了一些短小的、有趣的、非常受欢迎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关于生活在共产主义下民众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和反常情况的；还写作了一部简单地唤作《人民》的极好的小说这部小说曾一度获得官方的赞许，但是没有持久。
当坐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在被主席督促的情况下，他同意说他当然还活着，身体健康并得到了很好的对待，还有发现了他的方式的错误之处。他已经对自己之前的反面的和批评性的作品进行了忏悔，但是他现在正写作一部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三卷本小说，希望以此来弥补之前的罪过。
米克夏尔·佐斯琴科很快就去世了，因为疾病，而不是在集中营；所以他比许多苏联作家都要幸运得多。阿诺德和我讨论着他的死亡，希望我们所想的，本来对他的生活是一场荒谬的和愚蠢的干涉，却在最后关头保护了他。但是我并不认为决定这些事情的斯大林关心那些“有用的傻瓜”（列宁对像我们这样的西方人的描述）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