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汉志？诗赋略》所载诸书，纯是文学的。后来的集，章实斋以为即是子，因其同是表示一人的思想。如《朱子全集》、《王阳明全集》虽没有子的名称，但已包举本人全部思想，又并不含文学的性质，为什么又入集部，不入子部呢如《杜甫集》、《李白集》纯是文学的，犹可说。若《朱子集》、《阳明集》以及《陆象山集》、《戴东原集》，绝对不含文学的性质的，拿来比附《汉志》的《诗赋略》，简直一点理由也没有，我们是绝对不认可的。集部之所以宝贵，只是因为他包含史料。如纪载某事、某人、某地、某学派，集部里实在有三分之二带史部性质。就是纯文学的作品包含史料也不必少。如《杜甫集》，向来称做诗史。凡研究唐玄宗、代宗、肃宗诸朝的情形的，无不以《杜甫集》做参考。这里可说特别一点，其余无论那一部集，或看字句，或看题目，可以宝贵的史料仍旧到处都是。不必远征，前年我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在各家文集诗句里得了多少史料，诸君当能知道。以此言之，纯文学的作品也和史部有关。
所以中国传下来的书籍，若问那部分多，还是史部。中国和外国不同。外国史书固不少，但与全部书籍比较，不如中国。中国至少占什之七八，外国不过三分之一。自然科学书，外国多，中国少。纯文学书，外国也多，中国也少。哲学宗教的书，外国更多，中国更少。
此何以故中国全个国民性，对于过去的事情，看得很重。这是好是坏，另一问题。但中国人“回头看”的性质很强，常以过去经验做个人行为的标准，这是无疑的。所以史部的书特别多。
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着《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至今二年，积稿颇富，惟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
最先要叙史官。史官在外国并不是没有，但不很看重；中国则设置得很早，看待得很尊。依神话说，黄帝时，造文字的仓颉，就是史官，这且不管；至迟到周初，便已看重史官的地位。据金文钟鼎文的纪载，天子赐钟鼎给公卿诸侯，往往派史官做代表，去行给奖礼。周公时代的史佚见于钟鼎文就不下数十次，可见他的地位很高。他一人如此，可见他那时和他以前，史官已不是轻微的官了。殷墟甲骨文，时代在史佚之前，已有许多史官名字，可知殷代初有文字，已有史官，《尚书》的《王命》、《顾命》两篇，有史官的事实，这是见于书籍的纪元。《左传》纪载晋董狐、齐北史氏的直笔，称道史官的遗烈，可见在孔子以前，列国都有史官，不独天子。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墨子说曾见百国《春秋》。《左传》记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得鲁《易象》与《春秋》。
可见春秋战国时代，列国都有《春秋》一体的史书，而且都是史官记的，所以后来司马迁叫他“诸侯史记”。晋太康三年，汲郡发掘晋襄王冢，得到的许多书中，有一部似《春秋》，纪载黄帝以来的事实，自晋未列为诸侯以前，以周纪年，自魏未为诸侯以前，以晋纪年，自魏为诸侯以迄襄王，以魏纪年，而且称襄王为今王。这部书，当时人叫他《竹书纪年》，后来佚了，现在通行的是假书，王静安先生所辑的略为可靠。据《晋书》所载《竹书纪年》的体裁，《竹书纪年》当然是魏史官所记，和鲁史记的《春秋》一例。其余各国史官所记，给秦火焚毁了，想来大概都是《竹书纪年》一体，而且各国都有史官职掌这事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竹书纪年》的纪载从黄帝、尧、舜一直到战国，虽未必全真，由后人追述的也有，但亦必有所本，不能凭空杜撰。其中所载和儒家传说矛盾的，如启杀伯益，伊尹杀太甲，夏年多于殷，亦必别有所本。他又并不瞎造谣言，有许多记载已给甲骨文、钟鼎文证明是事实。这可见魏史官以前有晋史官，晋史官以前有周史官，周史官以前有殷史官，一代根据一代，所以才能把远古史事留传下来。虽然所记不必全真全精，即此粗忽的记载，在未能证明其为全伪以前，可以断定中国史官的设置是很早很早的。最低限度，周初是确无可疑的已有史官了。稍为放松一点，夏、商就有，亦可以说。中国史学之所以发达，史官设置之早是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史官地位的尊严，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现在人喜欢讲司法独立，从前人喜欢讲史官独立。《左传》里有好几处，纪载史官独立的实迹。如晋董狐在晋灵公被杀以后，书“赵盾弑君”，赵盾不服，跟他辩。他说，你逃不出境，入不讨贼，君不是你弑的是谁赵盾心虚，只好让他记在史册。又如崔杼杀齐庄公，北史氏要书“崔杼弑君”，崔杼把他杀了；他的二弟又要书，崔杼把他的二弟杀了；他的三弟不怕死，又跑去要书，崔杼短气，不敢再杀，只好让他。同时，南史氏听见崔杼杀了几个史官，赶紧跑去要书，看见北史氏的三弟已经成功了，才回去。这种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热，他单要捋虎须！这自然是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或社会意识维持史官尊严，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坏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这种好制度不知从何时起，但从《春秋》以后，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这无形的纪律，历代史官都主张直笔，史书做成也不让皇帝看。固然，甚么制度。行与不行，都存乎其人，况且史官独立半是无形的法典。譬如从前的御史，本来也是独立，但是每到末世，就变皇帝大臣的走狗。又如民国国会的猪仔，只晓得要钱，那懂得维持立法独立就是司法独立也不过名义上的，实际上还不是给军阀、阔人支配但是只要有这种史官独立的精神，遇有好史官便可以行其志，别人把他没有法子，差不多的史官也不敢恣意曲笔。
除了这点独立精神以外，史官地位的高贵也很有关系。一直到清代，国史馆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编修兼任。翰林院是极清贵的地方，人才也极精华之选。平常人称翰林为太史，一面尊敬，一面也就表示这种关系。一个国家，以如此地位，妙选人才以充其选，其尊贵为外国所无。科举为人才唯一出身之途，科举中最清贵的是太史，可以说以全国第一等人才做史官了。
史官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资格，地位又极尊严，而且有很好的人才充任，这是中国史学所以发达的第二原因。但是到民国以后就糟了！自史佚以来未曾中断的机关，到现在却没有了！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以国史馆总裁位置王壬秋，其实并不曾开馆。后来就让北京大学吞并了一次，最近又附属于国务院，改名国史编纂处。独立精神到现在消灭，是不应当的。几千年的机关，总算保存了几千年的史迹，虽人才有好坏，而纪载无间缺。民国以来怎么样单是十六年的史迹，就没有法子详明的知道。其故，只因为没有专司其责的国史馆。
私人作野史，固可以补史官的不及，但如明末野史很发达，而万季野主张仍以实录为主。史官所记固或有曲笔，私人所记又何尝没有曲笔报纸在今日是史料的渊丛了，但昨天的新闻和今日矛盾，在甲军阀势力下的报纸和在乙军阀势力下的参差，你究竟相信谁来所以做史学史到叙述史官最末一段，可以讲讲国史馆的设立和史官独立的精神与史官地位的尊严之必要。
史学史的第二部分要叙述史家。最初，史官就是史家，不能分开；到后来，仍旧多以史官兼史家。但做史学史，在史官以外，应从史家兼史官的或史家不是史官的看他史学的发展。这部分资料，历代都很少。以一种专门学问自成一家，比较的要在文化程度很高以后，所以《春秋》以前不会有史家。历史学者假如要开会馆找祖师，或者可用孔子，因《春秋》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孔子虽根据鲁史记作《春秋》，但参杂了很多个人意见。《春秋》若即以史为目的，固然可叫做史。即使在史以外，另有目的，亦可以叫做史。本来，纪载甚么东西，总有目的。凡作史总有目的，没有无目的的历史。孔子无论为哲学上、政治上有其他目的，我们亦不能不承认他是史家。即使他以纪载体裁发表政见，《春秋》仍不失为史学着作的一种。其后最昭明较着的史家，当然是《国语》、《左传》的作者，无论他姓甚名谁，大概推定其年代不出孔子死后百年之内。这个史家是否晋史官，我们也不敢断定。据我看，做《左氏春秋》的人不见得是史官，因史官是国家所设，比较的保守性多，创作性少；但也不敢确定。若是一个史官，则实是一个最革命的史官了。鲁《春秋》和《竹书纪年》大概是同一体裁，都是史官所记，和《左氏春秋》不同。《左氏春秋》的范围很广，文章自出心裁，描写史迹，带有很浓厚的文学性质。真的史家开山祖，当然要推崇这个作者了。这作者的姓名、事迹虽待考订，而这部书的价值应该抬高。因为自这部书出现以后，史学的门径才渐渐打开了。《史记》称孔子《春秋》以后，有《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铎氏微》，都是承风后起的。现在只有《吕氏》、《左氏》二种，馀皆不存。那些若和《吕氏》一样，不能说；若和《左氏》一样，应属史家之类。汉初有一位史家，名叫陆贾，着了一部《楚汉春秋》。可惜那书不传，不知内容怎样。以上诸家，都脱不了《春秋》的窠臼。
以下就是司马迁作《史记》，史学因之转变方向。《史记》这书的记载并不十分真确，南宋以后，有许多人加以攻击；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是一种创作。他的价值全在体裁的更新，舍编年而作纪、传、书、表；至于事迹的择别、年代的安排，他是没有工夫顾到的。自司马迁以后，一直到现在快出版的《清史》，都用《史记》这种体裁，通称正史。自《隋志》一直到最近的各种《艺文志》和藏书目，史部头一种就是正史，正史头一部就是《史记》。虽说编年体发达在先，但纪传体包括较广，所以唐人称为正史。普通人以为纪传体专以人为主，其实不然。《史记》除纪传以外，还有书、表。表是旁行斜上，仿自周谱。但周谱只有谱，《史记》则合本纪、列传、书、表在一起，而以表为全书纲领，年代远则用世表，年代近则用年表，月表，或年经国纬，或国经年纬，体例很复杂。本纪是编年体，保存史官纪载那部分。书八篇是否司马迁原文，做得好不好，另一问题；但书的内容乃是文化史，不是单讲个人。《史记》八书所范围的东西已很复杂，后来各史的书、志，发展得很厉害。如《汉书》的《艺文志》，《隋书》的《经籍志》，《魏书》的《释道[老]志》，多么宝贵。所以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事，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因近人不看志、表，也骂纪传体专替古人做墓志铭，专替帝王做家谱。我们尽可依各人性之所近去研究正史。如《晋书》好叙琐碎事、滑稽语，《元史》多白话公文，这都保存了当时原形，这都因体裁的可伸可缩，没有拘束。所以司马迁创作这种体裁，实在是史学的功臣。就是现在做《清史》，若依他的体裁，也未尝不可做好，不过须有史学专家，不能单靠文人；自从他这个大师打开一条大路以后，风起云涌，续《史记》者有十八人。其书虽不传，但可见这派学风在西汉已很发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