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史德现在讲史德。诸君有功夫，可参看《文史通义》的《史德》篇。实斋以为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譬如《魏书》，大众认为秽史，就是因魏收心术不端的原故。又如《左氏春秋》，刘歆批评他“是非不谬于圣人”，就是心术端正的原故。简单说起来，实斋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
历代史家对于心术端正一层，大部异常重视。这一点，吾人认为有相当的必要，但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例如画一个人，要绝对像那个人。假使把灶下婢画成美人，画虽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个地方游记，记的要确是那个地方。假使写颜子的陋巷，说他陈设美丽，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筑师的计划，不是实地的事物了。
忠实一语，说起来似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养成。最常犯的毛病，有下列数种，应当时时注意，极力铲除。
（一）夸大一个人做一部着作，无论所作的是传记。是记事本末，是方志，或是国史，总有他自己的特别关系。即如替一个人作特别传记，必定对于这个人很信仰，时常想要如何才做得很好。中国人称说孔子，总想像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孔子家语》及其他纬书竟把孔子说成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了。例如说孔子与颜子在泰山顶上同看吴国城门中的一个人，颜子看得模糊，孔子看得极其清楚。诸如此类，其意思纵使本来不坏，但是绝非事实，只能作为一种神话看待。无论说好说坏，都是容易过分，正如子贡所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又如地方志，自己是那一省人，因为要发挥爱乡心，往往把那一省说得很好。不过，过分的夸大，结果常引出些无聊的赞美，实际上毫无价值。再如讲中国史，听见外国人鄙视中国，心里就老大不愿意，总想设法把中国的优点表彰出来，一个比一个说得更好，结果只养成全国民的不忠实之夸大性。夸大心，人人都有；说好说坏，各人不同。史家尤其难免。自问没有，最好；万一有了，应当设法去掉它。
（二）附会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这种方法，很带宣传意味，全不是事实性质。古今史家，皆不能免。例如提倡孝道，把大舜作个榜样，便附会出完廪、浚井等等事实来。想提倡夫妇情爱，便附会出杞梁[妻]哭夫的事实，一哭会把城墙哭崩了。愈到近代，附会愈多。关于政治方面，如提倡共和政体，就附会到尧舜禅让，说他们的“询于四岳”就是天下为公，因说我们古代也有共和政治、民主精神。关于社会方面，如提倡共产制度，就附会周初井田，是以八家为井，井九百亩，每家百亩，公田百亩，因说我们古代也讲土地国有，平均劳逸。这种附会，意思本非不善，可惜手段错了。即如尧舜禅让，有没有这回事，尚是问题，勉强牵合到民主政治上去，结果两败俱伤。从事实本身说，失却历史的忠实性；从宣传效力说，容易使听的人误解。曹丕篡汉时，把那鬼混的禅让礼行完之后，他对人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假使青年学子误解了尧舜“询于四岳”，以为就是真正共和，也学曹丕一样说“共和之事，吾知之矣”，那可不糟透了吗总之，我们若信仰一主义。任用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
（三）武断武断的毛病，人人都知道不应该，可是人人都容易犯。因为历史事实散亡很多，无论在古代，在近代，都是一样。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因为材料困难，所以未加审择，专凭主观判断，随便了之，其结果就流为武断了。固然，要作一部历史，绝对不下断案是不行的。断案非论断，乃历史真相。即如尧舜禅让，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固极难定，但不能不搜集各方面的意见，择善而从，下一个“盖然”的断案。但是不要太爱下断案了。有许多人爱下判断，下得太容易，最易陷于武断。资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便删除；甚至因为资料不足，从事伪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杨升庵等皆是。
忠实的史家对于过去事实，十之八九应取存疑的态度。即现代事实，亦大部分应当特别审慎。民国十五年来的事实，算是很容易知道了，但要事事都下断案，我自己就常无把握。即如最近湖北的战事，吴佩孚在汉口，究竟如何措施为甚么失汉阳为甚么失武胜关若不谨慎，遽下断案，或陷于完全错误亦未可知。又如同学之间，彼此互作传记，要把各人的真性格描写出来，尚不容易，何况古人，何况古代事实呢所以历史事实，因为种种关系，绝对确实性很难求得的时候，便应采取怀疑态度，或将多方面的异同详略罗列出来。从前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同时就作考异，或并列各说，或推重一家。这是很好的方法。
总而言之，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但这些话，说来虽易，做到真难。我自己会说，自己亦办不到。我的着作，很希望诸君亦用鉴空衡平的态度来批评。
乙史学有了道德，其次要讲的就是史学。前人解释史学，太过空洞，范围茫然，无处下手。子元、实斋虽稍微说了一点，可惜不太清楚。现在依我的意见，另下解释。
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凡过去人类一切活动的记载都是历史。古人说：“一部十七史，何从说起”十七史已经没有法子读通，何况由十七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何况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烟海的其他书籍呢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经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研究组织，成为着述呢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时，曾经有此种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绩，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曰：贵专精不贵杂博。
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我们做学问，切勿以为“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想要无所不知，必定一无所知。真是一无所知，那才可耻哟。别的学问如此，史学亦然。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专门去研究它。专门以外的东西，尽可以有许多不知；专门以内的东西，非知到透彻周备不可。所以我们做史学，不妨先择出一二专门工作，作完后，有余力，再作旁的东西，万不可以贪多。如想做文学史，便应专心研究，把旁的学问放开。假使又嫌文学史范围太大，不妨再择出一部分，如王静安先生单研究《宋元戏曲史》之类。做这种工作，不深知诗史词史，或可以；对于本门，则务要尽心研究，力求完备。如此一来，注意力可以集中，访问师友，既较容易，搜集图书，亦不困难，才不至游骑无归，白费气力。有人以为这样似太窄狭，容易抛弃旁的学问，其实不然。学问之道，通了一样，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学问门类虽多，然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脑，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询问、搜集，养成习惯，可以应用到任何方面。好像攻打炮台，攻下一个，其余就应手而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