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瞻，晓楼外甥也卓人为晓楼弟子，继师志以成此书。此书严守“疏不破注”之例，对于邵公只有引申，绝无背畔，盖深知公羊之学专重口说相承，不容出入也。其所征引，自董仲舒、司马迁以下，凡汉儒治公羊家言者，殆网罗无遗；清儒自孔、庄、刘以下，悉加甄采，而施以严正的裁断；礼制一部分，则多采师（凌）说而笃宗郑氏，程易畴、金辅之驳正最多。其余公羊家三世九旨诸说——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阐发无余蕴，不独非巽轩所梦见，即方耕、申受亦逊其精锐。在公羊学里头，大约算登峰造极的着作了。此书序例失传，不能知其义例要点。我是二十七八年前曾读过一遍，久已忘记，这段批评总不能写出原书的特色《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宝应刘宝楠楚桢着，子冕恭叔俛续。叔俛后序云：“道光戊子，先君子与刘先生文淇、梅先生植之、包先生慎言、柳先生兴恩、陈丈立，约各治一经。先君子发策得《论语》。先为长编数十巨册。次乃荟萃折衷之。既而精力就衰，后所阙卷，畀恭冕使续成。咸丰乙卯，将卒业，而先君子不起。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后写定。”某某部分有叔俛所续，难确考。李莼客《越缦堂日记》谓所续为《雍也篇》以后，当有据。然莼客又指出，《公冶篇》以前所引书，有为楚桢未见及者。然则全书殆皆经叔俛增订矣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十卷。顺德简朝亮竹居着《论语》学在汉有齐、鲁、古三家，自张禹合齐于鲁，郑康成复合齐、鲁于古，师法不可复辨。何晏集解，自言“集诸家之善，其不安者颇为改易”。然去取多乖，意蕴粗略，皇、邢二疏，益无所发明。皇疏近人已疑其伪刘氏此书，仍疏何注。叔俛所述凡例云：“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晋人着录之旧。而郑君遗注，悉载疏内。至引申经文，实事求是，不专一家。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其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据此可知，他对于何平叔集解实深致不满，不过不得已而用之。故各章之疏，破注居半，在诸疏中算是最例外的了。陈卓人说：“视江、孙、邵、焦诸疏义，有过之无不及。”我未细读，不敢多评，大概总不错吧。
竹居疏晦翁集注，当然与汉学家不同调。但平心而论，晦翁集注实比平叔集解强。若把汉宋门户搁在一边，则疏他也何尝不可？只是竹居的疏，我总嫌他空话太多一点。
《左传旧注疏证》八十卷。仪征刘文淇孟瞻着，于毓崧伯山、孙寿曾恭甫续，末成这部书始终未成，真是学界一件憾事。孟瞻、伯山父子之学，我们读青溪旧屋、通义堂两集可以想见一斑。这部书之发起，据陈卓人说是道光八年和《论语正义》《公羊义疏》同时动议的。见前据伯山说“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然后依次排比成书”。《通义堂集》卷六《先考行略》但《左传》卷帙如彼其繁重，卒业自属大难。孟瞻未及写定而卒，伯山继之，时值乱离，年仅五十卒，迄未能成，恭甫又继之，年四十五卒，至襄公而绝笔。三世一经，赍志踵没，可哀矣！据《国史儒林传》稿此书既未得见，自无从妄下批评。但据伯山所述，知道他是革杜注的命。《左传》自刘歆创通义训后，贾逵、服虔两注盛行，自杜预剽窃成今注，而旧注尽废。预助司马氏篡魏，许多诐邪之说夹在注中，所谓“饰经术以文讦言”者，前人论之甚多，大概不为冤枉。这些且不管它。至于盗窃成书，总不能不说是破坏着述家道德。孟瞻父子，就是要平反这重公案。此书体例，“先取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他如《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实左氏一家之学。又如经疏史注及《御览》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亦是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其顾、惠补注及洪稚存、焦里堂、沈小宛等人专释左氏之书，以及钱、戴、段、王诸通人说，有可采，咸与登例。末始下以己意，定其从违。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期于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复明。”伯山《先考行略》此事若成，价值或为诸家新疏之冠，也未可知。今既不得见，所以我不嫌繁重，把伯山的话全录如前。刘家子弟闻尚有人，不审能把家藏稿本公之于世否？就是缺了昭、定、哀三公，也无妨呀！
《周礼正义》八十六卷。瑞安孙诒让仲容着，同治季年草创，光绪二十五年成此书和黄儆季的《礼书通故》，真算得清代经师殿后的两部名着了。此书重要的义例有如下诸点：其一，释经语极简，释注语极详。就这点论，和刘楚桢的《论语正义》正相反。盖楚桢本不信任何氏集解，仲容则谓“郑注详博渊奥，注明即经明，义本一贯也”。其二，多存旧疏，声明来历。盖贾疏在诸旧疏中本较好，原非《孟子》伪孙疏、《公羊》徐疏、《尚书伪孔传》之孔疏等可比也。唐疏多乾没旧义，近儒重修，时亦不免。如胡竹村《仪礼正义》袭用贾疏处盖不少，而每没其名。仲容则绝不攘善，于着述家道德守之最严。其三，虽极尊郑注，而不墨守回护。他说：“唐疏例不破注，六朝义疏家原不尽然”。且康成对于杜（子春）、郑（众）亦时有纠正。所以他窃比斯义，“寻绎经文，博稽众家，注有牾违，辄为匡纠”。其四，严辨家法，不强为牵合。清儒治礼，嗜博太过，每揉杂群书，强事会通。仲容谓“《周礼》为古文学，与今古师说不相同，曲为傅合，非惟于经无会，弥复增其纷纠”。所以他主于以本书解本书，他书不合之处，疏通别白使不相淆。就这点论，最合守约之法。综而论之，仲容斯疏，当为清代新疏之冠，虽后起者胜，事理当然，亦其学识本有过人处也。《周礼》本书价值问题，迄未解决。仲容极端的尊信，是否适当，原很有商榷的余地，但这部书最少也是西汉末一种古籍，就令出于汉人理想的虚构，也很值得细心研究。仲容这部疏，总算替原书做一个大结束了。
以上所举九部新疏，附见四部十三经中已得九经了，余下四经，还要附带一讲。
一、《孝经》：有善化皮鹿门锡瑞的《孝经义疏》，但我未见，不敢批评。《孝经》价值本来仅等于《礼记》之一篇，我想有无不甚足为轻重的。
二、《谷梁传》：这部传可谓“数奇”。据我所知，邵二云曾着一部《谷梁正义》，像是未成。洪稚存《邵学士家传》说他着有《谷梁古注》；钱竹汀《邵君墓志铭》说他着有《谷梁正义》。我想或是古注已成，正义正在属稿。盖二云以五十四误药暴卒，着作多未成也其后梅蕴生植之又拟着《谷梁集解正义》，亦未成而卒。薛寿《学诂斋文集》卷下《嵇庵集后序》云：“丁亥、戊子间，先生欲仿孙氏《尚书》、焦氏《孟子》例，撰《谷梁集解正义》，草创疏证而书未成”。案蕴生为刘孟瞻、刘楚桢之友，陈卓人之师。卓人述道光戊子与蕴生、二刘及包孟开赴乡闱时，相约着各书（看前文《公羊义疏》条注）。当时，楚桢任《论语》，孟瞻任《左氏》，卓人任《公羊》，蕴生则任《谷梁》。蕴生《嵇庵集》中有赠薛子寿诗云“泛舟及包、刘，遂结着书约”,即指此事也。蕴生中年咯血，寿仅五十（见孟瞻所为《梅君墓志铭》），故此书独不成大概邵着拟另集古注，如孙氏《尚书》例梅着拟仍疏范宁集解，如焦氏《孟子》例但都未成，不必多讲了。
三、《礼记》：这部书始终未有人发心做新疏，总算奇事。
四、《易经》：做这部书的新疏，我想怕是不可能的。因为疏王、韩旧注，不独清儒所不肯，且亦没有什么引申发明的余地，除非疏李鼎祚的集解或另辑一注。但汉儒异说纷歧，遍疏亦穷于术。在我们看是“一丘之貉”,在尊崇汉学的清儒看是“两姑之间难为妇”所以，或如焦里堂之空诸依傍，独抒己见；毛奇龄之《仲氏易》，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等亦近此类或如张皋文之专释仲翔，抱残守缺。皋文之《周易虞氏义》亦全经通释，但非疏体若要作一部“惠氏《易汉学》式”之新疏，恐怕谁也没有这种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