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阳湖孙星衍渊如着，乾隆五十九年属稿，嘉庆二十年成，凡经二十二年附：《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吴县江声艮廷着《尚书后案》三十卷。嘉定王鸣盛西庄着《尚书集注述疏》三十五卷。顺德简朝亮竹居着自《伪古文尚书》定案之后，旧注疏里头的《伪孔传》跟着根本推翻，孔颖达疏也自然“树倒猢狲散”了。于是这部经需要新疏，比别的经更形急切。孙、江、王三家和段茂堂的《古文尚书撰异》，都是供给这种需要的应时着述。但这件事业甚难，因为别的疏都是随注诠释，有一定范围。这部经现行的注既要不得，而旧注又皆散佚，必须无中生有造出一部注来，才可以做疏的基本。孙、江、王、段年辈相若，他们着手着述，像是不相谋，而孙书最晚成。四家中除段着专分别今古文字，罕及义训外，余三家皆诠释全经，纯属疏体。江氏裁断之识较薄，其书用篆体写经文，依《说文》改原字，其他缺点甚多。王氏用郑注而兼存伪传，又不载《史记》及《大传》异说，是其所短。孙书特色，一在辨清今古文界限，二在所辑新注确立范围。他认定《史记》为古文说，因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尚书大传》及欧阳、大小夏侯为今文说，因皆伏生所传马融、郑玄为孔壁古文说。因出自卫宏、贾逵他名之曰“五家三科”。这些人的遗说都升之为注，其余先秦诸子及纬书、《白虎通》等之今古说，许氏《说文》中之古文说，皆附之疏中。取材矜慎，树例谨严，故最称善本。据钱衎石《记事稿》（卷十）说，渊如的经学书大半由李次白贻德续成，此书当亦在其列现在《尚书》新疏中诚无出孙着之右，但孙着能令我们满足否？还不能。汉人注也有许多不对的地方，我在前段《尚书》条已经论过。但这一点姑且不管，即以汉注论，马、郑注和欧阳、夏侯遗说，孙氏搜集未到而再经后人辑出者也很不少。所以我想现在若有位郝兰皋，倒有一桩买卖可做。试把孙、江、王以后续辑的《尚书》古注重新审定一番，仍区画今古文，制新注新疏，一定可驾诸家之上而不算蹈袭，可惜竟无其人哩。
简竹居就是想做这桩买卖的人。可惜他学问不甚博，见解又迂滞一点。他的《集注述疏》，枝辞太多，还不能取孙渊如而代之哩。
《孟子正义》三十卷。江都焦循里堂着，嘉庆二十年始为长编，二十三年属稿，二十四年成《孟子》有赵岐注，实汉经师最可宝之着作。惟今注疏本之孙爽疏，纯属伪撰，钱竹汀及《四库提要》已辨之。其书芜秽踳驳处不可悉数，与孔、贾诸疏并列，真辱没杀人了。所以新注之需要，除《尚书》外，则《孟子》最为急切。里堂学问方面极多，其最用力者为《易学三书》。注《易》既成，才着手做此书，已经垂老，书才成便死了。他说：“为《孟子》作疏者十难”。见本书卷末，文繁不录但又说生在他的时代，许多难工夫都经前人做过，其难已减去七八。他备列所引当代人着述，从顾亭林、毛大可起到王伯申、张登封止，凡六十余家，可见他搜采之勤与从善之勇了。他以疏解赵注为主，但“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卷三十，叶九是于唐人“疏不破注”之例，也并未尝墨守。这书虽以训释训诂名物为主，然于书中义理也解得极为简当。里堂于身心之学，固有本原，所以能谈言微中也。总之，此书实在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价值是永永不朽的。
《诗毛氏传疏》三十卷。长洲陈奂硕甫着，嘉庆十七年属稿，道光二十年成，凡经二十八年这部书和并时胡、马两家书的比较，前在《诗经》条下已略为说明。孔颖达《毛诗正义》，合毛传郑笺而并疏之。硕甫以为郑康成本治《韩诗》，后改从毛，而作笺又时杂鲁说，实为不守家法。他自序虽未明斥郑，言外实含此意所以舍郑而专疏毛。他自述撰着方法，说道：“初仿《尔雅》，编作义类。凡声音训诂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宫室衣服制度之精，鸟兽草木鱼虫之细，分别部居，各为探索，久乃铲除条例章句，揉成作疏。”原书自序可见他这部书，先有一番分类的草稿，后来才通贯成书，所以全书没有一点矛盾罅漏。硕甫是段茂堂弟子，最长于训诂，毛传是最古最好的训诂书，所以此书所疏训诂，最为精粹。至于礼数名物，则毛传阙而不详，郑笺所补，以这部分为多。而硕甫不满于郑，他“博引古书，广收前说，大抵用西汉以前之说，而与东汉人不苟同。”原书条例十九这一点是他很用力的地方，但成功如何，我却未敢十分相信。总之这部书，硕甫“毕生思虑，荟萃于兹。”自序语其价值与《毛诗》同悬天壤，可断言也。
《仪礼正义》四十卷。绩溪胡培翚竹村着。此书属稿及告成年月难确考，惟卷首有道光己酉十月罗惇衍序，称“先生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己酉为道光二十九年，竹村正以其年七月卒，然则书亦成于其年也。罗序又言此书“覃精研思，积四十余年”。然则嘉庆十年前后已属稿矣竹村为胡朴斋匡衷之孙。朴斋着有《仪礼释官》，甚精洽，故《仪礼》实其家学。竹村又受业凌次仲，尽传其礼学，所以着《仪礼》新疏的资格，他总算最适当了。他以为“《仪礼》为周公所作，有残阙而无伪托。郑注而后，惟贾公彦疏盛行，然贾疏疏略，失经注意”,于是发愤着此书。自述“其例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旨，义可旁通，广异闻祛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胡培系着《族兄竹村先生事状》引，见《研六室文抄》卷首我们看这四个例，就可以知道此书内容大概了。
《春秋公羊传义疏》七十六卷。句容陈立卓人着。此书着作年月无考。因我仅见《经解》续编本，序例皆失载，无从考定。惟据《句溪杂着》卷六《论语正义序》云：“道光戊子秋，立随刘孟瞻、梅蕴生两师，刘楚桢、包孟开两先生赴乡闱。孟瞻师、楚桢先生病十三经旧疏多踳驳，欲仿江氏、孙氏《尚书》，邵氏、郝氏《尔雅》，焦氏《孟子》，别作义疏。孟瞻师任《左氏传》，楚桢先生任《论语》，而以《公羊》属立……”则是书发意着述当在道光八年，时卓人年仅二十耳。惟《杂着》有刘文淇（孟瞻）癸卯七月叙，语意全在敦促卓人之着此书，则似癸卯时尚未有端绪。《杂着》自序称庚申出守滇南，不克履任，以后蹀躞道路，不能着述，又遭乱，藏书尽毁云云；《论语正义序》又言“近甫辑成稿本，复橐笔游楚越”。刘叔俛为作墓志铭，则其游楚越，正在授云南曲靖府不克到任之后。然则是书当成于癸卯（道光二十三年）之间，前后可十八年。惟戊子至癸卯间，预备工夫亦当不少耳注《公羊》的何邵公与郑康成齐名，自然是诸经注中之最好者。但徐彦的旧疏空言敷衍，毫无发明，因为唐时公羊之学久绝，也难怪他。然疏之当改造，则学界所同认了。凌晓楼尝锐意以此自任，晚年病风，精力不逮，仅成《公羊礼疏》十一卷。据刘孟瞻《句溪杂着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