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中庸》以喜怒哀乐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气、情、才言。后儒言“既发谓之情”,“才出于气，有善有不善”者，非也。同上又说：
乾初谓，人心本无所谓天理，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其主于无欲者，非也。同上读这两段话，前一段何其与颜习斋《存性篇》辨气质性恶之说酷相类，后一段何其与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顺情养欲之说酷相类也？颜、戴二君，并非蹈袭乾初，因为我相信他们并没有读过乾初的书。但乾初以蕺山门人而有这种见地，真算得时代精神之先驱者了。
乾初不信《大学》为孔、曾所作，着《大学辨》以辨之。其略曰：
子言之矣，“下学而上达”,《易》称“蒙养即圣功”,何小大之有？《论语》二十篇中，于《易》《诗》、《书》《礼》、《乐》三致意焉，而无一言及《大学》。小戴置其篇于《深衣》《投壶》之后，垂二千余年，莫有以为圣经者。而程子始目为孔氏之遗书，又疑其错简而变易其文。朱子又变易程子之文，且为之补传，以绝无证据之言，强以为圣经，尊之《论语》之上。即其篇中两引夫子之言，一引曾子之言，则自“十目”一节之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朱彝尊《经义考》引这是他用考证眼光证明《大学》之晚出。但他所以断断致辨者，不徒在其来历，而尤在其内容。他以为“《大学》言知不言行，格致诚正之功夫后失其伦序”,《经义考》引所以不得不辨。读者须知，《大学》这篇书，经程朱捧场之后，他的身份高到何等地步，七八百年间为“格致”两个字打的笔墨官司，也不知糟蹋天地间几多纸料。乾初这种怪论，当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当时学者如张杨园、黄梨洲、刘伯绳、沈甸华等——都是乾初学友，都纷纷移书责他，他却毅然不顾。他临死前一年，还有书和梨洲往复，大旨谓：“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倍程朱，可谓痛心！”吴骞着《陈乾初先生年谱》引他的独立不惧精神，可概见了。
乾初对于社会问题，常为严正的批评与实践的改革。深痛世人惑于风水，暴棺不葬，着《葬论》《丧实论》诸篇，大声疾呼，与张杨园共倡立“葬亲社”,到处劝人实行。屠爌、陆圻征文寿母，他说：“世俗之事，非所当行。”当时东南社集讲会极盛，他说：“衎衎醉饱，无益身心。”一切不赴。甲申以后，起义死事的人甚多，好名依附者亦往往而有。乾初说：“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人之贤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谓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动称末后一着，遂使奸盗优倡，同登节义，浊乱无纪。死节一案，真可痛也！”黄撰墓志引他又尝着《书潘烈妇碑后》，说道：“吾以为烈妇之死非正也。某尝怪三代以后，学不切实，好为激烈之行，寝失古风，欲一论辩其非。”吴着年谱引他立论不徇流俗，大略如此。
他和梨洲同门，但生前论学，往往不合。梨洲也不深知他，《南雷集》中他的墓志铭两篇，第一篇泛泛叙他的庸德而已，第二篇才把他学术要点摘出，自言：“详玩遗稿，方识指归，有负良友多矣。因理其绪言，以忏前过。”梨洲服善之诚，实可敬。乾初遗着，世罕传本，不知尚存否？得梨洲一文，我们可以知道一位拔俗学者的面影，也算幸事了。
三
潘用微潘平格，字用微《学案小识》作用徵，误浙江慈溪人。他的学术像没有师承，也没有传授。他所着有《求仁录》一书，我未得见，仅从唐鉴《国朝学案小识》所引观其崖略。以下都是从唐着转引大概说：“孔门之学以求仁为宗。仁者，浑然天地万物一体，而发见于吾人日用平常之事者也。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说：“学者之患，在于不知真心见在日用，而别求心，故有种种弊病以各成其学术”。他反对主敬主静之养心法，以为养心用操持法总是不对，说道：“操持者，意也，识也；操持此心，是以意识治意识也。”所以他说：“敬即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即是敬，而非主敬持敬。”而结论归到“本体工夫非有二”,说道：“工夫二字，起于后世佛老之徒。盖自伦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说是工夫。若主敬之学，先立体以为致用之本；穷理之学，先推极知识以为遇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说是工夫。这便是学养子而后嫁了。”又说：“晦庵不信《大学》而信伊川之改大学,不格物而补格物之传，以至象山、阳明不信曾、思、孟而谓颜子没而圣学亡，今敢于悖先圣而不敢以悖后世诸贤，总由学者读注听讲，先入于近儒之说，故意见偏颇，窠臼难拔。某常说不得看注，不得看诸贤语录，盖尝深中其病，确知其害。”用微之学，我未见其全书，不敢轻下批评。约略看来，大率也是从宋明学上很用过苦功而力求解放者。归玄恭文集里头有《上潘先生书》两通，第一通很尊仰他；第二通很诋毁他。像是玄恭曾游用微之门，后来不以为然，又退出来。李恕谷记万季野自述道：“吾少从黄先生游，闻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陆子禅,怪之，往诘其说，有据。同学因轰言予畔黄先生，先生亦怒。”《恕谷后集？万季野小传》然则季野亦颇心折其学了。可惜他生在浙东，浙东正是蕺山、梨洲势力范围，不容他有发展余地。这个人便成为“中道而殇”的学者了。
四
费燕峰费密，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人。生明天启三年（1623或1625），卒清康熙三十八年（1698或1699），年77。当张献忠荼毒全蜀时，他团乡兵拒贼，贼不能犯。永历在滇，蜀人杨展据叙州嘉定、永宁为明守，燕峰以中书舍人参其军，屯田积谷为一方保障。吴三桂入蜀，燕峰避乱陕西，寻即东下，自是流寓江淮间四十余年。49岁，诣苏门谒孙夏峰，夏峰年九十矣，与谈学甚契。见《夏峰年谱》尝游京师，交李恕谷，为作《大学辨业序》。见《恕谷年谱》工诗，为王渔洋所推服。见《池北偶谈》遗着三种，曰《弘道书》，曰《荒书》，曰《燕峰诗抄》，近年大关唐氏始刻之。《荒书》记明清间蜀乱，为极翔实之史料。徐立斋、万季野在明史馆，以不得见为恨。《弘道书》成于晚年，为书三卷十五篇，曰“统典论”,曰“弼辅录论”,曰“道脉谱论”,曰“古经旨论”,曰“原教”,曰“圣人取人定法论”,凡六篇，为上卷；“祀典议”五篇及“先王传道述”、“圣门传道述”、“吾道述”,凡八篇，为中卷；“圣门定旨两变序记”一篇为下卷；其间复以表十一篇分附焉。骤看这部书名和目录，很像是一部宋明道学先生们理障的着作，其实大大不然。燕峰是对于宋元学术革命的急先锋。这部书惊心动魄之言，不在颜习斋《四存编》之下。其最不同之点，则习斋连汉唐学派一概排斥，燕峰则提倡注疏。就这点论，燕峰不能如习斋之彻底，其学风实与后此乾嘉学派颇接近。但乾嘉学者并未受燕峰影响，不可不知燕峰和同时的颜习斋、毛西河，虽同为反宋学的健将，而燕峰之特色，则在研究历史上学术变迁之迹，能说明宋学所自出。他以为，中国学术自三国六朝以后分为南北两派，而宋学则从南派衍来。其论南北派曰：
迨于魏晋，王弼、何晏，习为清谈，儒学始变，朝野相尚，损实坏政，中原沦没，宋、齐、梁、陈，偏安江左，诸儒谈经，遂杂玄旨，何承天、尉弘正、雷次宗、刘瓛、沈麟士、明山宾、皇侃、虞喜、周舍、伏曼容、张绪诸君子，缁素并听，受者甚广。北方旧族，执经而言圣人之道，卢玄、王保安、刁冲、刘兰、张吾贵、李同轨、徐遵明、熊安生、刘焯、刘炫诸儒，弟子着录千万计，古经得传，深有赖焉。《原教》他续论自唐迄宋学术变迁大势，说道：
唐啖助、王玄感、陆淳以来，诂经已出意见，尚未大变乱也。经旨大变，创于王轸，和以贾昌朝。而刘敞为说，始异古注疏，然不着天下。王安石自昌朝发，独任己私，本刘敞《七经小传》，尽改古注为新义，诬辨幽诞，以为道德性命之微。安石言之则为新义，行之则为新法，天下骚然，宋遂南渡。当是时不守古经言“足兵足食”、“好谋而成”,从生聚教训实处讲求，思以立国。而朝士所争，乃王安石、程颐之学术，上殿专言“格物”,道德性命之说益炽。吕祖谦、陆九渊、朱熹、张栻、陈亮，论各不同，而九渊与熹尤显。熹为集注，力排七十子古今诸儒，独取二程，然二程与安石稍异者，不过“静坐”、“体验”、“会活泼泼地”气质之性耳，一切道德性命臆说，悉本安石焉，今之非安石者皆是也。安石、程、朱，小殊而大合，特未尝就数家遗书细求耳。明永乐专用熹说四书五经“大全”,命科举以为程式。生徒趋时，递相祖受。七十子所遗汉唐相传共守之实学殆绝。王守仁虽以熹穷理格物为非，而复溯九渊本心之说，改九渊接孟轲。自此穷理、良知二说并立，学者各有所好，互相仇敌。《道脉谱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