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静若仅属徒劳无功，也可以不管他。习斋以为主静有大害二。其一，是坏身体。他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朱子语类评》其二，是损神智。他说，“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则必至厌事。遇事即茫然，贤豪且不免，况常人乎？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年谱》卷下这两段话，从生理上心理上分别说明主静之弊，可谓博深切明。
习斋于是对于主静主义，提出一个正反面曰“主动主义”。他说：“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故曰立于礼,故曰制舞而民不肿。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言行录》卷下《世性编》又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息将养，便日就惰弱了。故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同上《学人篇》这是从生理上说明习动之必要。他又说：“人心动物也，习于事则有所寄而不妄动。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释氏则寂室静坐，绝事离群，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势亦有所不能，故置数珠以寄念。”《言行录》卷上《刚峰篇》又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信乎力行近乎仁也”。同上《理学篇》这是从心理上说明习动之必要。尤奇特者，昔人多以心不动为贵，习斋则连心也要它常动。他最爱说“提醒身心，一齐振起”二语。怎样振起法呢？“身无事干，寻事去干；心无理思，寻理去思。习此身使勤，习此心使存。”《言行录》卷下《鼓琴篇》他笃信这个主动主义，于是为极有力之结论道：
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世道沦矣！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自信其考前圣而不缪，俟后圣而不惑矣。《言行录》卷下《学须篇》
宋儒修养，除主静外，还有主敬一法。程朱派学者常拿这个和陆王派对抗。颜李对于主敬，是极端赞成的，但宋儒所用的方法却认为不对。习斋说：“宋儒拈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着述为穷理事业，以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以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以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存学编》卷二习斋以为这是大错了。他引《论语》的话作证，说道：“曰执事敬,曰敬事而信,曰敬其事,曰行笃敬,皆身心一致加功，无往非敬也。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主敬，则是儒其名而释其实，去道远矣。”《存学编》卷三恕谷说：“圣门不空言敬。敬其事、”执事敬、行笃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谓必有事焉也。程子以主一无适训敬，粗言之犹可通，谓为此事则心在此事不又适于他也；精言之则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里案此皆程朱言主敬法门乃离事以言敬矣。且为事之敬，有当主一无适者，亦有未尽者。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无适也。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刘穆之五官并用，则神明肆应，敬无不通，又非可以主一无适言也。“
又说：”宋儒讲主敬，皆主静也。主一无适,乃静之训，非敬之训也。“《论语传注问》是则同谓讲主敬，而颜李与程朱截然不同。总之谓离却事有任何学问，颜李绝不承认也。
宋儒之学自称曰道学，曰理学。其所标帜者曰明道，曰穷理。颜李自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但以为宋儒所讲道理都讲错了，而且明道穷理的方法也都不对。宋儒最爱说道体，其说正如老子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者。习斋说：”道者，人所由之路也，故曰道不远人。宋儒则远人以为道者也“。《四书正误》四恕谷说：”路从足，道从辵，皆言人所共由之义理，犹人所由之街衢也。《中庸》言行道，《论语》言适道，《尚书》言遵道，皆与《孟子》言由道由路同。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消,谓小人所由之路。若以道为定名，为专物，则老庄之说矣。“《恕谷年谱》卷五恕谷更从初民狩猎时代状况说明道之名所由立，而谓道不出五伦六艺以外。他说：”道者，人伦庶物而已矣。奚以明其然也？厥初生民，浑浑沌沌。既而有夫妇父子，有兄弟朋友，朋友之尽乃有君臣。诛取禽兽、茹毛饮血、事轨次序为礼，前呼后应、鼓舞相从为乐，挽强中之为射，乘马随徒为御，归而计件、锲于册为书数。因之衣食滋吉凶备，其伦为人所共由，其物为人所共习，犹逵衢然，故曰道。伦物实实事也，道虚名也。异端乃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道为天地前一物矣。天地尚未有，是物安在哉？且独成而非共由者矣，何以谓之道哉！“《恕谷后集，原道篇》这段话所说道的范围，举例或不免稍狭，然大指谓社会道德起源在于规定人与人及人与事物之关系，不能不算是特识。因此他们不言天道，只言人道。恕谷说：”人，天之所生也，人之事即天之道也。子，父母所出也，然有子于此，问其温清定省不尽，问其继志述事不能，而专思其父母从何而来，如何坐蓐以有吾身，人孰不以妄騃目之耶？“《周易传注序》宋儒所谓明道、传道，乃至中外哲学家之形而上论，皆属此类，所以颜李反对他们。
宋儒说的理及明理方法有两种。一，天理——即天道，指一个仿佛空明的虚体，下手工夫在”随处体认天理“,结果所得是”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二，物理，指客观的事物原理，下手工夫在”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结果所得是”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其实两事只是一事。因为他们最高目的，是要从心中得着一种虚明灵觉境界，便是学问上抓住大本大原，其余都是枝叶。颜李学派对于这种主张，极力反对。习斋说：”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四书正误》卷六又说：”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所谓礼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同上恕谷说：”后儒改圣门不言性天之矩，日以理气为谈柄，而究无了义。不知圣经无在伦常之外而别有一物曰道曰理者。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别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理字则圣经甚少。《中庸》文理与《孟子》条理同，言秩然有条，犹玉有脉理、地有分理也。今乃以理置之人物以前，则铸铁成错矣。“《中庸传注问》训”理“为条理，而以木之纹理、玉之脉理为喻，最合古义。后此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即从这个训诂引出许多妙义来。理之界说已定，那么，不能于事物之外求理，甚明。故恕谷说：”事有条理，理即在事中。《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论语传注问》
既已除却事物无所谓理，自然除却应事接物无所谓穷理。所以习斋说：”凡事必求分析之精，是谓穷理。“《存学编》卷二怎样分析才能精呢？非深入事中不可。朱子说：”岂有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习斋驳他道：”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再穷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同上卷三又说：”若只凭口中所谈，纸上所见，心内所思之理义养人，恐养之不深且固也。“同上颜李主张习六艺。有人说：”小学与六艺已粗知其概，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人大学又须穷理。“恕谷答道：”请问穷理是阁置六艺专为穷理之功乎，抑功即在此学习六艺，年长则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学针黹，由粗及精，遂通晓成衣要诀；未闻立一法曰，学针黹之后又阁置针黹而专思其理若何也？“《圣经学规纂》这段譬喻，说明习斋所谓”见理于事“,真足令人解颐。夫使穷理仅无益，犹可言也，而结果必且有害。恕谷说：”道学家教人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明不诚，盖高坐空谈，捕风捉影，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惟穷理是务。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执理自是，遂好武断。“《恕谷文集？恽氏族谱序》这话真切中中国念书人通病。戴东原说”宋儒以理杀人“,颜李早论及了。
然则朱子所谓”即物穷理“工夫对吗？朱子对于这句话自己下有注解道：”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穷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逐着一件与他理会过。“恕谷批评他说：”朱子一生功力志愿，皆在此数言，自以为表里精粗无不到矣。然圣贤初无如此教学之法也。《论语》曰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中庸》曰圣人有所不知不能。《孟子》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可见初学不必讲性天，圣人亦不能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为愿能乎？“《大学辨业》朱子这类话，荒唐极了，天下哪里能够有这样穷理的人？想要无所不知，结果非闹到一无所知不可，何怪陆王派说他”支离“!习斋尝问一门人自度才智何取，对云：”欲无不知能。“习斋说：”误矣！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如是必流于后儒思着之学矣。盖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莫道一无能，其实一无知也。“《言行录？刁过之篇》所以宋明儒两种穷理方法，在颜李眼中，都见得一无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