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田其他的着述，还有一部《白田草堂存稿》，内中也是研究朱子的最多。他考定许多伪托朱子的书或朱子未成之书由后人续纂者，如《文公家礼》《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及《易本义》前面的九个图和筮仪等等，都足以廓清障雾，为朱子功臣。此外许多杂考证也有发明，如考汉初甲子因《三统历》窜乱错了四年，也是前人没有留意到的事。
清初因王学反动的结果，许多学者走到程朱一路，即如亭林、船山、舜水诸大师，都可以说是朱学者流。自余如应潜斋撝谦、刁蒙吉包、徐俟斋枋、朱柏庐用纯……等气节品格能自异于流俗者不下数十辈，大抵皆治朱学别详附表。故当晚明心学已衰之后，盛清考证学未盛以前，朱学不能不说是中间极有力的枢纽。然而依草附木者流亦出乎其间，故清代初期朱派人独多而流品亦最杂。
清初依草附木的，为什么多跑朱学那条路去呢？原来满洲初建国时候，文化极朴陋。他们向慕汉化，想找些汉人供奔走，看见科第出身的人便认为有学问。其实这些八股先生，除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外，还懂什么呢？入关之后，稍为有点志节学术的人，或举义反抗，或抗节高蹈。其望风迎降及应新朝科举的，又是那群极不堪的八股先生，除了《四书集注》外，更无学问。清初那几位皇帝，所看见的都是这些人，当然认这种学问便是汉族文化的代表。程朱学派变成当时宫廷信仰的中心，其原因在此。古语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专制国皇帝的好尚，自然影响到全国。靠程朱做阔官的人越发多，程朱旗下的喽罗也越发多。况且挂着这个招牌，可以不消读书，只要口头上讲几句“格物穷理”,便够了。那种谬为恭谨的样子，又可以不得罪人。恰当社会人心厌倦王学的时候，趁势打死老虎，还可以博卫道的美名。有这许多便宜勾当，谁又不会干呢？所以那时候的程朱学家，其间伏处岩穴暗然自修者，虽未尝没有可以令我们佩服的人；至于那些“以名臣兼名儒”的大人先生们，内中如汤斌，如魏裔介，如魏象枢等，风骨尚可钦，但他们都是孙夏峰门生，半带王学色彩，汤斌并且很受排挤不得志。其余如熊赐履、张玉书、张伯行……等辈，不过一群“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的“乡愿”。此外越爱出风头的人，品格越不可问。诚有如王昆绳所谓“朝乞食墦间，暮杀越人于货，而摭拾程朱唾余狺狺焉言阳明于四达之衢”者，今试举数人为例。
一孙承泽：他是明朝一位阔官，李闯破北京投降李闯，满洲入关投降满洲，他却着了许多理学书，摆出一副道貌岩岩的面孔。据全谢山说，清初排陆王的人，他还是头一个领袖哩。看《鲒埼亭集？陈汝成墓志》
一李光地：他号称康熙朝“主持正学”的中坚人物，一双眼睛常常钉在两庑的几块冷猪肉上头，他的官却是卖了一位老朋友陈梦雷换来的。他的老子死了，他却贪做官不肯奔丧，他临死却有一位外妇所生的儿子来承受家产。看全祖望《鲒埼亭集？李文贞遗事》、钱林《文献徵存录》李光地条一方苞：他是一位“大理学家”,又是一位“大文豪”,他曾替戴南山做了一篇文集的序。南山着了文字狱，他硬赖说那篇序是南山冒他名的。他和李恕谷号称生死之交，恕谷死了，他作一篇墓志铭说恕谷因他的忠告背叛颜习斋了。看刘辰纂的《恕谷年谱》他口口声声说安贫乐道，晚年却专以殖财为事，和乡人争乌龙潭鱼利打官司。看萧奭龄着《永宪录》
此外像这一类的程朱学派还不少，我不屑多污我的笔墨，只举几位负盛名的为例罢了。我是最尊崇先辈，万分不愿意说人坏话的人。但对于这群假道学先生实在痛恨不过，破口说那么几句，望读者恕我。
总而言之，程朱学派价值如何，另一问题。清初程朱之盛，只怕不但是学术界的不幸，还是程朱的不幸哩。
附：王昆绳程绵庄恽皋闻
戴子高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
颜习斋，名元，字浑然，直隶博野县人。生明崇祯八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年70。他是京津铁路线中间一个小村落——杨村的小户人家儿子。他父亲做了蠡县朱家的养子，所以他幼年冒姓朱氏。他3岁的时候，满洲兵入关大掠，他父亲被掳，他母亲也改嫁去了。他二十多岁，才知道这些情节，改还本姓。正要出关寻父，碰着三藩之乱，蒙古响应，辽东戒严，直到5l岁方能成行。北达铁岭，东抵抚顺，南出天复门，困苦不可名状。经一年余，卒负骨归葬。他的全生涯，十有九都在家乡过活。除出关之役外；五十六七岁时候，曾一度出游，到过直隶南部及河南。62岁，曾应肥乡漳南书院之聘，往设教，要想把他自己理想的教育精神和方法在那里试验。分设四斋，曰文事，曰武备，曰经史，曰艺能。正在开学，碰着漳水决口，把书院淹了，他自此便归家不复出。他曾和孙夏峰、李二曲、陆桴亭通过信，但都未识面。当时知名之士，除刁蒙吉包、王介祺余佑外，都没有来往。他一生经历大略如此。
他幼年曾学神仙导引术，娶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折节为学。20岁前后，好陆王书，未几又从事程朱学，信之甚笃。30岁以后，才觉得这路数都不对。他说唐虞时代的教学是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周礼》教士以三物：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和后世学术专务记诵或静坐冥想者，门庭迥乎不同。他说：“必有事焉，学之要也。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无事则治与道俱废。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见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艺曰物，不征诸物，非德非行非艺也”。李塨着《习斋年谱》卷上他以为，离却事物无学问；离却事物而言学问，便非学问；在事物上求学问，则非实习不可。他说：“如天文、地志、律历、兵机等类，须日夜讲习之力，多年历验之功，非比理会文字之可坐而获也”。《存学编》卷二《性理书评》所以他极力提倡一个“习”字，名所居曰“习斋”。学者因称为习斋先生。他所谓习，绝非温习书本之谓，乃是说凡学一件事都要用实地练习功夫。所以我叫他做“实践主义”。他讲学问最重效率。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翻这个案，说要“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他用世之心极热，凡学问都要以有益于人生、可施诸政治为主。所以我又叫他“实用主义”。王昆绳说：“先生崛起无师受，确有见于后儒之高谈性命，为掺杂二氏而乱孔孟之真，确有见于先王先圣学教之成法，非静坐读书之空腐，确有见于后世之乱，皆由儒术之失其传；而一复周、孔之旧，无不可复斯民于三代。毅然谓圣人必可学，而终身矻矻于困知勉行，无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济苍生为心。”《居业堂集？颜先生年谱序》这话虽出自门生心悦诚服之口，依我看还不算溢美哩。
习斋很反对着书。有一次，孙夏峰的门生张天章请他着礼仪水政书，他说：“元之着《存学》也，病后儒之着书也，尤而效之乎？且纸墨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年谱》卷下所以他一生着书很少，只有《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都是很简短的小册子。《存学编》说孔子以前教学成法，大指在主张习行六艺，而对于静坐与读书两派痛加驳斥。《存性编》可以说是习斋哲学的根本谈，大致宗孟子之性善论，而对于宋儒变化气质之说不以为然。《存治编》发表他政治上主张，如行均田、复选举、重武事……等等。《存人篇》专驳佛教，说他非人道主义。习斋一生着述仅此，实则不过几篇短文和信札笔记等类凑成，算不得着书也。戴子高《习斋传》说他：“推论明制之得失所当因革者，为书曰《会典大政记》，曰：如有用我，举而错之。”但这书我未得见，想是失传了。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两书，今皆存。这书是他读朱子《四书集注》及《语类》随手批的，门人纂录起来，也不算什么着述。他30岁以后，和他的朋友王法乾养粹共立日记；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时自勘注之。后来他的门生李恕谷用日记做底本，加以平日所闻见，撰成《习斋先生年谱》二卷。钟金若錂又辑有《习斋先生言行录》四卷，补年谱所未备；又辑《习斋纪余》二卷，则录其杂文。学者欲知习斋之全人格及其学术纲要，看《年谱》及《言行录》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