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的残余因素仍很活跃，顽固地寄留于宿主之内，只要在依靠人治的地方，官僚政治因素或官僚主义都有可能乘虚而入，形成病灶。可谓“官僚顽症”成“官僚主义恶魔”。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已成为比癌症或心血管病更为普遍的世界性问题了。当旧形式的官僚主义尚未消灭殆尽时，新形式的官僚主义已经出现，例如，在西方谈得很多的“技术统治论”和“技术官僚”，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很有必要在研究各国官僚政治史特别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史的基础上，结合新资料建立广义官僚政治学的研究。它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是研究官僚政治因素的发生、发展（官僚政治）、灭亡的规律，以便于同官僚主义在一切国家、一切领域的一切表现作长期有效的斗争和防止官僚政治的复活。其二是研究王者的限度，即研究和预测王者或领导人的权力的限界，帮助他们尽可能成为有自知之明的统治者，而不是单纯地期待他们效忠于人民。在人类尚未进入自由王国之前，清官不能不在不同的程度上被人们所希望，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使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不断高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人民民主不断加强，则“清官”就有可能相应地造就和增加。如果清官不清，人民也不是没有对付的办法。除了利用法制将其惩处之外，这些官僚主义者总有一天会发现，聪明的人民宁可用机器人来逐步地代替他们。这不是危言耸听。在电子计算机时代，一部分管理工作的自动化并不是多么遥远的幻想，而很可能是未来人类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手段之一。
一物降一物。官僚主义由于它的非凡的亲和力，几乎与人类共始终的共生的性格——它的原始的压迫形态早在私有制出现以前就已存在，它的未来的压迫形态未必能在私有制消灭以后消灭殆尽，人类不仅不可能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过早地凭空将它消灭，而且也不可能由于勉强这样做而不受到“政治生态危机”的惩罚。但要使这一“恶魔”的为害作用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人类只有积极行动起来，用各种方法、各种手段与之斗争。这就是以上所提到的种种办法。这才是对待官僚主义问题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从而是冷静的、不躁不馁的态度。有些同志，为形而上学所囿，认为社会主义冰清玉洁，天衣无缝，仿佛是从天而降，不是从旧社会脱胎而出，因此，认为社会主义一旦有了官僚主义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所以讳疾忌医，对体制性官僚主义采取不承认主义，甚至连技术性的官僚主义作风也碰不得，碰了就严惩不贷，等到官僚主义泛滥成灾，又企图像割韭菜一样搞几次运动把它消灭，让数百万干部做官僚主义体制的替罪羊。等到官僚主义愈灭愈大，又灰心丧气，感到共产主义遥遥无期。这种忽左忽右的摇摆，正是由于对官僚主义缺乏冷静的科学的研究所致。
先师王亚南先生的这部书，就是以冷静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研究旧中国官僚政治的一部富有创造性的科学着作。它无疑将为我国和世界学术界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官僚政治提供良好的基础。自从拙文（《重读王亚南着＜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发表以后，收到中外读者来信要求借阅王着，这一情况敦促我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经济系和王亚南教授的夫人李文泉的委托校订此书。为尊重历史和保持原书风格．我在校订时只限于改正一些误植，修订译名和若干引文，以及对文字作了一些润饰。为了使读者了解王亚南教授的经历，书末附有关于他的生平简介一篇。由于个人知识浅薄，校订工作中如有错误，尚祈海内外贤达指正。
孙越生
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七日
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现在拿来问世的这本书——《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内容共分十七篇，曾分篇连载于上海出版的《时与文》杂志上。在登载第一篇《论所谓官僚政治》时，作者曾在前面附上一个引言式的楔子，说明从事这种研究的动机、态度，并附带列举全书内容的预定篇目。动机是已定的，不必说；在将近半年的写作过程中，虽然现实的官僚政治的毒害在国内外引起了更普遍的责难或诅咒，而我却幸能勉强避免激动的情绪，一贯地维持住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态度；至于内容方面，与原来预定篇目虽略有更改；那无非是为了说明的便利。因此，除了篇目一项，由目录一见便明，无需赘述外，我在这里，只想把楔子中关于研究动机和研究态度的自白，移植过来，而最后更简单解说我在研究中及研究后所接触或感触到的一些情节。
先言研究动机。一九四三年，英国李约瑟教授（Prof．Needham）因为某种文化使命，曾到那时尚在粤北坪石一带的国立中山大学。我在坪石一个旅馆中同他作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他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我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他是一个自然科学者，但他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饶有研究兴趣。他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来，究竟是由于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对此发生疑难，或是由于他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我不曾问个明白，我实在已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当时虽然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这么一个难题在逼着我去解答。我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了。加之，近年以来，官僚资本问题已被一般论坛所热烈讨论着。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密切关系是非常明白的。有关官僚资本的研究（一部分已在《文汇报》“新经济”一栏及《时与文》上发表），处处都要求我进一步对中国官僚政治作一科学的说明。此外，我在大学里有时担任中国经济史的课程，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许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固然很难，应用那种作为社会基础看的规律去解说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会文化事象更属不易。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社会文化事象，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为我们所提论到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为我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而我也希望藉此减轻我对于非所专习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
次言研究态度。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它在历史上是已经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祸害的，而就中国说，则还在继续发生反时代的破坏作用，何况国人皆曰可咒的官僚资本，正在猖獗的横行着。我们在这种场合来研究官僚政治，就似乎格外需要抑止住感情上的冲动。过分渲染一种急待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待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当做一种社会制度来看，官僚政治究竟如何存在，如何取得存在，最后，它将如何丧失其存在，那才是我们研究的真正目标。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内，我们是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它从历史上消失的。而且，在我们今日看来，官僚政治一般已成为过了时的落后的东西，但在以往，它确曾在历史上伴随着其他社会体制扮演过进步的角色；而中国官僚体制比一般较早的出现，无妨看为是中国社会早先比较进步的一个政治特征。曾是进步的东西，现在成为退步的象征；曾是出现较早的东西，现在居然当着其他各国典型官僚政治已分别交代其历史命运的时候，还在中国社会极明显的存在着，极有力的作用着，那决不是偶然的。这些都需要比较缜密的科学研究，始能抉出它的实在关键来。
再次，要讲到我在研究过程中及研究后的接触和感触了。我从来的写作，没有像这次研究这样受到普遍的注意。第一篇发表以后不久，相识的朋友和不相识的青年研究者连续来信提到或讨论到其中触及的论点，有时，因为我暂时间忙不过来或处理题材发生滞碍，致脱期未续刊出来，随即就接到探问我、敦促我、鼓励我的函件。大家这样关心这个研究，显然除了这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是一个新的课题而外，它，官僚政治，在中国当前社会改造的实践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俨然和中国政治史同其悠久的官僚政治，像斩了头随即又新生起来的九头蛇似的怪物，许久以来就以其不绝的“复活”而在人们心目中、特别在官僚意象中，显示其“永生”。这对于“望治颇殷”、“除恶务尽”的志士仁人，有时也难免引起一些迷惑。我这种研究，无论如何，总是希望能把这长久笼罩在观念尘雾中的政治暗影或社会幽灵，在某种限度内让其原形显现出来的。我那种希望，究在何种程度实现了，那要诉之于读过本书以后的读者诸君的客观评价。而在我自己，却显然因此加深和扩大了对于一般政治经济、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基本认识。经过这次研究以后，我以往对中国社会史上想得不够透彻，讲得不够明白的许多问题，现在感到豁然贯通了；而我一向强调的所谓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这才实实在在的有了一个着落。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官民对立问题，旧士大夫的阶级性问题，封建剥削性问题，儒家学说长期作为代表意识形态问题，商工市民阶级不易抬头问题，新旧官僚政治的差异问题，中国民主政治与土地改革的必然关联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唯物史观的系统说明中，都直接间接地要联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问题，并由是明确规定了中国今后历史的发展道路。自然，我的解说，没有任何理由叫一切人都同意的，那不过是表示我个人在研究中乃至研究后在主观上感到的一种收获罢了。事实上，在这样一部小着作中，处理这样多的大问题，其不够周延、不够详密是非常明白的，就是在表现的方式上；有的朋友曾表示，要更博引旁征一点，另一些朋友则希望更泼辣、更通俗一点，但是，当做中国社会政治之基本原则的科学的研究，它是用不着过于学究化，同时也不必是一种宣传品。它对于中国这种既古旧又现实的社会政治形态，只不过是挈领提纲地作了一个研究导言。用我在前述“楔子”中的话说就是：“由于我个人的学力及研究范围的限制，我对于这个新鲜的大题目，自不敢期待有了不起的贡献，但因为这是中国研究社会科学者应当踏入的新境界，至少也希望能由我的错误而引出真理。”
最后，我得回过头来对于《时与文》杂志负责诸先生表示谢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