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湖广通志》。林少穆（则徐）总裁，俞理初（正燮）总纂
道光《陕西通志》。蒋子潇（湘南）参与
道光《雷州府志》《海康县志》。陈观楼独撰
道光《兴文县志》《屏山县志》《大足县志》《泸溪县志》。张介侯（澍）为知县时独撰
道光《武冈府志》《宝庆县志》。邓湘皋（显鹤）独撰
道光《南海县志》。吴荷屋（荣光）主撰
道光《河内县志》《永定县志》《武陟县志》。方彦闻（履篾）主撰
道光《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邹叔绩（汉勋）主撰
道光《新会县志》。黄香石（培芳）、曾勉士（钊）合撰
道光《济宁州志》。许印林（瀚）独撰
道光《泾原县志》。蒋子潇主撰，刻本多改窜
咸丰《邳州志》《清河县志》。鲁通甫（一同）主撰
咸丰《遵义府志》。莫子偲（友芝）、郑子尹（珍）合撰
同治《江西通志》。董觉轩（沛）总纂
同治《苏州通志》。冯林一（桂芬）主撰
同治《南海县志》。邹特夫（伯奇）、谭玉生（莹）主撰
同治《番禺县志》。陈兰甫主撰
同治《江宁府志》。汪梅村（士铎）主撰
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陆存斋（心源）主撰
同治《鄞县志》《慈溪县志》。董觉轩、徐柳泉（时栋）合撰
光绪《畿辅通志》。黄子寿（彭年）总纂
光绪《山西通志》。曾沅甫（国荃）总裁、王霞举（轩）总纂
光绪《湖南通志》。郭筠仙（嵩焘）、李次青（元度）总纂
光绪《安徽通志》。何子贞（绍基）总纂
光绪《湘阴县图志》。郭筠仙独撰
光绪《湘潭县志》《衡阳县志》《桂阳县志》。俱王壬秋（闿运）主撰
光绪《杭州府志》《黄岩县志》《青田县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太平续志》。俱王子庄（棻）主撰
光绪《绍兴府志》《会稽新志》。俱李莼客（慈铭）主撰
光绪《湖北通志》《顺天府志》《荆州府志》《昌平县志》。俱缪小山（荃孙）主撰
宣统《新疆图志》。王晋卿（树柟）总纂
民国《江阴县志》。缪小山主撰
民国《合川县志》。孙亲石（森楷）独撰
以上诸志，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着作之林者。吾不过随举所知及所记忆，挂漏盖甚多，然亦可见乾嘉以降，学者日益重视斯业矣。
方志之通患在芜杂。明中叶以后有起而矫之者，则如康海之《武功县志》，仅三卷，二万余言；韩邦靖之《朝邑县志》，仅二卷，五千七百余言，自诧为简古。而不学之文士如王渔洋、宋牧仲辈震而异之，比诸马班。耳食之徒，相率奉为修志模楷，即《四库提要》亦极称之。又如陆稼书之《灵寿县志》，借之以昌明理学，而世人亦竟誉为方志之最良者。乾隆以前一般人士对于方志观念之幼稚误谬，可以想见矣。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实自乾隆中叶始。李南涧历城、诸城两志，全书皆纂集旧文，不自着一字，以求绝对的征信。后此志家，多踵效之。谢蕴山之《广西通志》，首着叙例二十三则，遍征晋唐宋明诸旧志门类体制，舍短取长，说明所以因革之由。认修志为着述大业，自蕴山始也。故其志为省志模楷，虽以阮芸台之博通，恪遵不敢稍出入，继此更无论。余如焦里堂、李申耆集中，皆有专论修志体例之文，然其间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
实斋以清代惟一之史学大师，而不能得所藉手以独撰一史，除着成一精深博大之《文史通义》，及造端太宏未能卒业之《史籍考》外，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毫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
实斋关于斯学之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前此言方志者，为”图经“之概念所囿，以为仅一地理书而止。实斋则谓方志乃《周官》小史、外史之遗，其目的专以供国史取材，非深通史法不能从事。概念扩大，内容自随而扩大。彼乃着方志书三，谓：”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彼晚年应毕秋帆聘，总鄂志局事，即实行其理想，分泐《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书，彼又以为志须继续增修，而资料非随时保存整理，则过此将散失不可复理，于是倡议各州县设立志科，使文献得有所典守而不坠，而国史取材，亦可以有成式而免参差芜猥之患。又晰言省志与府志、府志与县志地位之差别，大旨谓府县志为省志资料，省志为国史资料，各自有其任务与其组织；省志非拼合府县志可成，府县志非割裂省志可成。
实斋所改造之方志概念既与前不同，则其内容组织亦随之而异。今试将旧志中号称最佳之谢氏《广西通志》，与实斋所拟《湖北三书》稿，比较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