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方志之着述，最初者为府志，继则分析下达为县志，综括上达为省志。明以前方志，今四库着录者尚二十七种，存目亦数十。《四库》例：宋元旧志全收，明则选择綦严，仅收五种，清则惟收当时所有之省志而已。然道、咸以后，学者搜罗遗佚，《四库》未收之宋元志续出重印者不少，以吾所见尚二十余种入清，则康熙十一年曾诏各郡县分辑志书，而成者似不多，佳构尤希。雍正七年因修《大清一统志》，需省志作资料，因严谕促修，限期蒇事。今《四库》着录自李卫等监修之《畿辅通志》起至鄂尔泰监修之《贵州通志》止，凡十六种，皆此次明诏之结果也。成书最速者为《广东通志》，在雍正八年；最迟者为《贵州通志》，在乾隆六年旋复颁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之令。虽奉行或力不力，然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及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计今所存，恐不下二三千种也。
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着作之林。虽然，以吾侪今日治史者之所需要言之，则此二三千种十余万卷之方志，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良着固可宝，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何则？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淆杂，各不相侔者甚伙。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而无复遗，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
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吾家方志至少，不能悉举，顾以睹闻所及，则可称者略如下。
康熙《邹平县志》。马宛斯独撰，顾亭林参与
康熙《济阳县志》。张稷若独撰
康熙《德州志》。顾亭林参与
康熙《灵寿县志》。陆稼书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历城县志》。周书昌（永年）、李南涧（文藻）合撰
乾隆《诸城县志》。李南涧独撰
乾隆《宁波府志》。万九沙（经）、全谢山参与
乾隆《太仓州志》。王述庵（昶）独撰
乾隆《鄞县志》。钱竹汀参与
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俱戴东原参与
乾隆《松江府志》《邠州志》《三水县志》。俱孙渊如主撰
乾隆《偃师县志》《安阳县志》，嘉庆《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郏县志》。俱武授堂（亿）主撰
乾隆《西宁府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平阳县志》。俱杭大宗（世骏）主撰
乾隆《庐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俱姚姬传（鼐）主撰
乾隆《宁国府志》《怀庆府志》《延安府志》《泾县志》《登封县志》《固始县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俱洪稚存主撰
乾隆《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俱章实斋独撰
乾隆《天门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俱章实斋参与
乾隆《富顺县志》。段茂堂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朝邑县志》。钱献之（坫）主撰
嘉庆《广西通志》。谢蕴山（启昆）为巡抚时主撰
嘉庆《湖北通志》。乾隆末毕秋帆为总督时主撰，章实斋总其事，但今本已全非其旧
嘉庆《浙江通志》，道光《广东通志》。皆阮芸台主撰。《广东志》，陈观楼（昌齐）、江子屏（藩）、谢里甫（兰生）等总纂
嘉庆《安徽通志》。陶云汀（澍）主撰，陆祁孙（继辂）总纂
嘉庆《扬州府志》。伊墨卿（秉绶）倡修，焦里堂、姚秋农（文田）、秦敦夫（恩复）、江子屏等协成
嘉庆《徽州府志》。夏朗斋（銮）、汪叔辰（龙）合撰，龚自珍参与
嘉庆《凤台县志》。李申耆（兆洛）为知县时独撰
嘉庆《怀远县志》。李申耆主撰，董晋卿（士锡）续成
嘉庆《禹州志》《鄢陵县志》《河内县志》洪幼怀（苻孙）主撰
嘉庆《长安县志》《咸宁县志》。董方立（佑诚）主撰
嘉庆《郯城县志》。陆祁孙主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