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的更替最主要的原因是时代和人民思潮的变迁，而并非是因为文学体裁变成文人雅士的应酬。“诗庄词媚”，从结构上来看，诗句式对称，格式严谨，如北京故宫，恢宏大气，自有一种庄严之相；而词长短不一，韵律流转，如苏州园林，清新婉约，自有一种隽秀之态。当然诗也可以写得清新可喜，词也可以写得气势恢宏，但从普遍意义上讲，即使最婉转的诗亦不及词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流动深婉的神韵，最恢宏的词亦不及诗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大气磅礴的气象。这是体裁所决定了的。而为什么词会极盛于宋呢？因为词最符合那个时代的特性。宋代人民富足安乐，精神上却积弱不振，因此连诗也变得更侧重于个人情感和内心感悟的抒发和思索，没有了唐代的气魄与风骨。而词则于此时应运而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另一枝奇葩。
历数在各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典文学体裁，从最初的诗经楚辞到汉魏六朝古诗，再从唐诗宋词到元曲和明清小说，中国的古典文学史就是一个从“雅”到“俗”的过程。语言越来越大众化、平民化，元曲取代宋词，是由于它更加通俗，更加受到人们的欢迎。再到半白话和白话的古典小说，这个趋势也越发明显。显然，大时代下人民大众的喜好在文学体裁更替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时代思潮变更导致旧的文学体裁不再盛行。
可以说，老王在这里刚好说反了。是因为那些前代的文学体裁不受欢迎所以才沦落到成为文人们的应酬之物，而并非成为应酬之物才导致文学体裁的衰落。
人间词话之十八
【冯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阙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醉花间冯延巳
晴雪小园春未到。池边梅自早。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
山川风景好，自古金陵道。少年看却老。相逢莫厌金杯，别离多，相会少。
寺居独夜寄崔主簿韦应物
幽人寄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深更，流萤渡高阁。
坐使青灯晓，还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居更萧索。
“疏雨滴梧桐”只余残句。《全唐诗》卷六载：孟浩然诗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另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尝闲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云：‘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
韦应物(737-约790)，京兆万年人。少年侠气，十五岁成为唐玄宗近侍，后因遭人轻视，入太学折节读书。二十七岁出任洛阳丞，后因得罪权贵被迫辞职。后历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韦应物少年诗作张扬刚健，中晚年作品则冲淡平和，是中唐着名山水田园派诗人。
孟浩然(689-740)，襄阳人。年轻时隐居家乡鹿门山。后往长安，然屡试不第。随后南下吴越，寄情山水。孟浩然布衣终老，其诗作自然平淡，与王维并称“王孟”。
老王说“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胜于“流萤”、“疏雨”句，这个是有他的说法的。
“寒雨暗深更，流萤渡高阁。”“渡”字用在这里是颇见功夫的。船渡于水，船尾的水面会有一道水波，但船过就消失了。萤光也正是这样。飞萤是留下一道微光，而非一个光点，正类船渡于水的情形。另外，萤光“渡”是在楼阁之间的高处平平滑过，而非上下纷飞。古人的用词，是很有意思的，仔细想想，这个字一用，成千上万个汉字里就再也寻不出个更好更形象的。寒雨入夜，高处的楼阁之间萤光滑过飘逝，雨声与流光交错，让人怔怔入定。“流萤渡高阁”让人如临其境，不愧为韦氏名句。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这句写得近似白描，但也最见功夫。夜雨初霁，夜空中只留下几抹微云飘在银河之间，疏落的雨滴偶尔滴落在梧桐叶子上，静谧中天地更显旷远清朗。这句笔调清和平淡，但意境极佳，纵观孟浩然诗句，此句也是上上之作。难怪一时间“举座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其实纯以写景而论，此句当为三句中最佳者。
“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高树鹊衔巢”，细微的声响和动作更显出静谧的氛围，与“疏雨滴梧桐”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此句稍显生机，更衬清寂；“斜月明寒草”，清冷的月光落在依依寒草上，冷清凄美。仔细体味一下，清冷宁谧的意境之中浸透着一种无法言说的落寞与孤独，这种带有情绪的氛围正是前面两句写景之作所没有的。冯正中落笔举重若轻，白描之中蕴藏极深的情致，非因景而生感，而是将情带入景中，这是与前两句最大的不同。
总的来看，流萤句意韵流动，但境界稍小，未有悠长疏远之感；疏雨句意境疏朗高远，景致清新如画，但却稍显静寞，少了一份生机。唯有“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集二者优点于一句，意境超然而不失生机。如果把这三种境界画成国画，三幅画中的动静生机就会体现得很明显了。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老王所推崇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前两句景致清朗，但有所感而无所悟，“景”未落实到“情”上。冯词在清静之中更蕴含无言的落寞，深情款致，暗藏于近似白描的画境之中。这应当就是老王所推崇此句的原因。
人间词话之十九
【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杨柳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钜野人。曾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秦观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