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看张炎。
厚道一点说，张炎的词其实是不错的。但这个不错是狭义的。说他的词不错，只能是说在某一段时期来说是佼佼者。放在整个宋代词坛来看，他的词显然与那些词坛大家有层次上的差距。事实上，即使与姜夔并称“双白”，他的词还是比白石词要逊色一些。
老王用“玉老田荒”来形容他的词。如果用书法来作比喻，就是笔法显得有些“枯”，其意不够丰腴，其境不够开阔。张炎一生凄凉，宋亡时祖父被元兵所杀，家产被抄。晚年更是穷困潦倒，一度曾摆设卜肆谋生。一代才子，到最后沦落到摆地摊为生的地步，写起词来也未免会显得凄凉愁苦，意境也不够开阔了。当然，这里面更重要的是和人的性格有关联。曹雪芹和张炎经历有些类似，早年被抄家，晚年也极为贫苦，连最疼爱的小儿子也夭折，但他写出来的《红楼梦》却堪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扛鼎之作。脱离了对个人命运的自怨自艾，雪芹先生下笔自然就会比张炎更加深刻和浑厚。
人间词话之十五
【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乾嘉间，吾乡周松霭先生春着《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千余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余按：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则两字同一子音谓之双声。如《南史羊元保传》之“官家恨狭，更广八分”，官、家、更、广四字，皆从k得声。《洛阳迦蓝记》之“狞奴慢骂”，狞、奴两字，皆从n得声；慢、骂两字，皆从m得声是也。两字同一母音者，谓之叠韵。如梁武帝之“后牖有朽柳”，后、牖、有三字，双声而兼叠韵；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为u。刘孝绰之“梁皇长康强”，梁、长、强三字，其母音皆为ian也。自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后世诗家多废而不讲，亦不复用之于词。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惜世之专讲音律者，尚未悟此也。】
要说双声和叠韵，要从词的构造说起。
任何形式的词可以分为合成词和单纯词。单就双音节词而言，除去拟声词、叠音词、译音词等特殊词之外，其他都可以分为合成词和连绵词，连绵词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单纯词。简单点说，两个有意义的字合成的词叫做合成词，比如落日、寒冷、沙漠等等，两个字拆开来无意义（或是单个字的意义与原词无关联）、要合在一起才有意义的词叫做连绵词，比如慷慨、忐忑、琵琶等等。
连绵词可以分双声连绵词、叠韵连绵词和非双声叠韵词。双声词比如慷慨、参差、忐忑、琵琶等等，声母是起头的音，两个连续的声母读起来发声时顺溜易读，感受一下“忐忑”、“参差”的读音，念起来显得紧凑轻快、节奏感强；叠韵词比如依稀、徘徊、伶仃、窈窕等等，词中有两个相同或者相近的韵母，读起来收声时有个回应，感受一下“伶仃”、“徘徊”的读音，念起来感觉舒缓悠长。还有些词既是双声又是叠韵，比如玲珑、辗转、缱绻、氤氲等等。合成词中的双声和叠韵更多，就不一一列举。
老王说词在音律悠扬之处用叠韵，在音律急促之处用双声，这样可以更加“铿锵可诵”。也就是这个道理。双声紧凑、叠韵悠扬，的确对表达有助益。这个论点前人所未能言，想必老王多少有些自得吧。但是从来写诗不能过于拘束，不能为了音节的优美牺牲了意境的优美，徒有音律是不够的。但凡有好句子，什么韵律都可抛除。所以说，这个论点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但是不能作为写诗词的约束。
人间词话之十六
【世人但知双声之不拘四声，不知叠韵亦不拘平、上、去三声。凡字之同母者，虽平仄有殊，皆叠韵也。】
现代所说的叠韵已经是不限平仄了。
平上去入，是为四声。我们现在的普通话里已经只剩下三声了，就是平声（阴平，通常说的第一声；阳平，通常说的第二声）、上声（通常说的第三声）和去声（通常说的第四声）。入声在大多数北方方言中已经消失了六七百年，而在其余六大方言中（吴方言、闽方言、湘方言、客方言、越佬方言、赣方言），都还保留着入声。
叠韵连绵词中两个字平仄不同的不多，像从容、迤逦、龌龊、葳蕤、彷徨、琢磨、蜿蜒等等都是平仄相同，而只有汹涌、淅沥、莽苍、崔嵬等少数叠韵连绵词是平仄不同。至于合成词叠韵而平仄不同的例子就更多了。
老王在音韵学上亦是有研究的。音韵这东西，韵书几大本，本本不相同，很多字古音今音变了好几次，研究起来繁复无比。老王的同事陈寅恪更是个中高手，不能不佩服一下他们强大的记忆力和孜孜不倦阅遍那浩瀚如海典籍的精神。
人间词话之十七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羔雁，原指卿大夫相见时所带的礼物。《礼记》有云：“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羔雁之具在这里是指礼聘应酬之物。
老王对哲学研究颇深。大凡哲思之人，总是喜欢探索事物的普遍规律，老王也正是如此。
老王说唐诗和宋词在发展成熟之后成为上流社会士大夫们的应酬，从而导致了被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文学体裁所取代。这话看上去有他的道理，但其实这话我认为不对。改变文学体裁影响力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文学所处的时代，而不是时代中的文人。
文学很多时候都像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倒影。唐朝国力鼎盛，其强大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东亚、东南亚、中东甚至欧洲，万国来朝的盛景让当时的国人胸怀宽广，乐天向上。唐诗大多气象宏大，想象绚丽，即使忧国忧民之作亦可见其宽阔胸怀。反观宋朝，强敌环伺，边疆战事不断，而朝廷又重文轻武，国人虽则富足安乐，却时常忧心不已。因此宋诗显得有些“小”，更多的侧重于表达内心的思索与感受。所以说唐诗中的气象和风骨是宋人学不来的，这不是人的原因，而是时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