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而及之，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都要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绝不能生搬硬套。譬如时下讨论热烈的关于废除死刑的话题，我很怀疑是否适合现今的中国，在我所能看到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是绝对反对废除死刑的。当然，应该加强死刑审判的监督复查力度。
扯远了，回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来。钱穆先生在政府组织部分特别阐述了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分立问题，竭力证明“皇帝专制”一说之误，不详谈了，总之在这一问题上小子我不怎么认同钱先生的观点，钱先生仿佛只是在阐述“应该如何”，而忽略了“实际如何”。关于这个问题，同时参看黄仁宇先生《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关于王安石和唐太宗的章节，当会有另一种观感。
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第五讲专论清代，迎头痛批其“部族政权”之下的“法术”和“私心”，言辞是相当激烈的，大约与那一代人革命排满的情绪有关。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一章对所谓“部族政权”也有言及，他的结论是，满清部族并未构成阶级统治；满人统治汉人，还是汉人统治满人，“不亦甚难言乎！”
最近常读钱穆先生和吕思勉先生的着作，发觉此二位先生性情恰成对照。钱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可以怒发冲冠，投笔从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因而着作中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吕先生呢，正是个温文尔雅、刚正不阿的书生，从不将主观好恶表现在文章中，永远是那么冷静而富于条理，如果他是一个古代的史官，一定是秉笔直书的董狐，虽手无缚鸡之力，但骨子里那种刚强和坚毅，非常人所及。
读其书思其人，青灯为伴，悠然入梦。
毕明迩：关于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九月三日《人民政协报》上有一篇评介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文章，读过之后，我去把这书再读了一遍，看法和原文作者丁先生有些不同，大致如下。
原文两处引用钱穆先生的论述后，都接着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好像是用周先生的话来帮助说明钱先生的意见似的。但是，周先生是把中国历史看做吃人肉的历史的，钱先生则主张对中国的历史应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周先生在谈到青年必读书时，是主张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钱先生的意见也正和他相反。两位先生的历史观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水火不相容的。所以，他们的有些话可能表面是相似的，但要用来互相说明互相支持，却是很困难很危险的。丁先生文章这样做了，如果不去看原书，读者有可能会把周先生的看法误认为是钱先生的看法，这就是误读了。
历代政治得失，顾名思义，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一团漆黑，而是有得有失的。把中国的几千年说成都是封建，都是专制，是钱先生所最反对的。他的许多书里都讲到这一点，这本书也一样。有皇帝，不等于就是专制，反之，没皇帝了也不等于就没专制。在这本书里，得和失，钱先生主要是要肯定其得。认为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彩的东西不能抛弃。即以科举制度来说，许多史家认为是八股取士，害了读书人，也害了国家。而本书说：“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辍。即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里，亦特别设有考试权。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决不可非议，但后来仍然是毛病百出，然我们并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关于科举取士制度的许多具体论述，这里就不一一详引了。
丁先生文中讲到政治和权力，钱先生书中强调的是权力应有划分，应受监督，历代政治，在这方面也是有得有失。唐朝的节度使，权力太大，不受监督，唐朝就崩溃在这一制度上。
清代的政治，被钱先生认为，可说是全没有制度，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发出，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为了便于满族皇帝的专制，就废除了宰相（明代已废，清朝沿袭之）。最高命令就由皇帝发上谕。还有明的和暗的（直接秘密发下）
“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决不能形成出制度。”不能把中国历史都说成专制，但清代的政治是专制的。对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现在不用
“满清”这词，但当年是用的，钱先生书中也用这词）书中说
“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气不满意。因对于历史的传统政治不满意，到对于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已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从这段引文，也可看出本书和鲁迅先生看法的不同了）这
“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或正是当年文化大革命追求的目标，而“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的结果，也差不多是又出现了。可见，这历代政治得失，是一定应当好好研究的。
钱先生原书，除了政治，也讨论了经济，丁先生文没讲到，本文也不讲了。有一点还想提一下，就是关于太平天国。
“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
“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一斑可以窥豹，本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是和几十年来习见的观点不同的。
原书是一讲演集，是五十年代在台湾战略顾问委员会讲的。历史，是应当成为战略的顾问的。今天读此书，或许也应将他与现实联系起来。只说书好，而不联系实际，正如毛泽东所说只夸好箭而不去射靶子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