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是没有了，我们只说政治的主权在民众，现在是民权时代了。可是就实际言，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哪能立地真来操纵这政权呢？孙中山先生说：此四亿五千万人都是刘阿斗，这话再正确没有，因此他主张在政治上的权和能要分开。孙先生不是读死书的人，他这几句话，并不由任何西方抄袭来，他真是深识远虑，确有他所见。政府是该属于民众的，但不是，也不能，定要全体民众直接来掌握此政权。理论上，国家政权当然在民众，该以民众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民众意见，终是句空话。如何来表达出此民众的意见呢？今天中国多数民众，尚依赖政府来注意教和领导，他们哪有办法来过问政治？然而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即如目前的日本，他们把历史上的传统中心皇帝尊严摇动了，急切间社会也会发生摇动的，他们拿什么东西来填补，来维系？这在他们也将成为一问题。中国也会碰到这问题的，而且早已碰到了。
我将最后申说着一点。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要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发，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我们则一意模仿抄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英国的政治比较能持久，然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盘学他呢？美国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法国政治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国、意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经验。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比较还短浅。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这又牵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我不敢在这里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都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至少我们讲人文科学方面的一切，是不该不懂历史的。政治也是人文科学中一门，我们回头把以前历史经过，再看一道，总还不是要不得。
王昆吾：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着。三联书店二○○一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定价十二元。九万八千字的小册子。很快读完这本书，首先因为电脑坏了拿去修，得以远离比特空间二十余天。其次，“钱穆”二字无疑是吸引我迫不及待的理由。钱穆的书买得不算少了，只要坊间可觅，搜罗一空。他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湖上闲思录》、《中国史学名着》、《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等书放在床头，临睡前总要翻翻，却总也翻不完。曾有人反对我说不宜将钱公的书置于床头，那是需要正襟危坐，明灯一盏，细细阅读的。我是其言，遂将以上各书纳于书架，床头代之以一本《三侠五义》。这书是清末说唱艺人石玉昆的作品，问世之后又经传统文人之手润删，允称善本。俞樾为之作序，称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闲中着色，精神百倍。”自此书盘踞床头，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锦毛鼠白玉堂等一班豪杰，便与我之睡魔展开殊死战，揎拳捋袖，各显神通，欲罢不能，我常常是观战到天色微明方罢，真是“精神百倍”，从此不得黑甜香矣！尤其读到白玉堂化名金懋叔三试颜查散处，不禁拍床头而起，赞曰：“好文，妙哉！”
因为《三侠五义》实在影响睡眠的缘故，只好将钱穆重又请回床头。每天睡前读一点，想一想，不出三十分钟已酣然入睡。翌日又是好精神，回想一下头夜所读，若有所获。至于《三侠五义》，只好留待出恭时读了，因其时其地有不能久持之理由，每次以一二回为限，点到即止，皆大欢喜。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全书分五讲，分别从政府组织、选举、经济、兵役四个方面论述汉、唐、宋、明诸朝代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书中对于清朝政治制度的论述，体例与前四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强调其“部族统治”的特点。说起满清政权，钱穆先生的着作中基本上是没什么好话的，断断续续读着钱先生的着作，发觉他的汉族正统意识很强，对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遗余力的扞卫和辩诬。钱先生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读他的着作，尤其是演讲一类并非十分严谨的着作，时常会读到类似这样的文字，他在谈到一个观点时常常会说：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看我的某某着作，或是，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得到正确或详细的解答，直到我的着作出现才有了较好的解决，你们去看我的某某书……，诸如此类。当然，钱先生有充分的理由自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读了两遍，第一遍是按全书顺序读的，第二遍则按所论内容来读，即先读论述政府组织的部分，再读论述选举制度的部分，依次读去，论述清朝的留下来最后读。这样读的好处是对从汉至明的政治制度可以有一个系统和清晰的印象，不象初读那样感觉凌乱，同一问题被分割成了零散的几大块，一个问题尚未完全明白，突然就被另一问题打断了。
钱先生书中谈到历代行政区域的划分，几次提及汉朝。汉朝的地方行政是为后代所称颂的，全境有郡约一百余，每郡辖县十到二十个，比之现在全国十余个行省，每省辖县数十甚至数百为大大合理。汉朝官级较少，县之上是郡，郡之上便是中央，行政区域即小，管理较为直接，相当于没有现今省一级行政级别。说明当时经济生活简单，各个行政区划内基本可以各自为政，互相依赖程度不大，没有一种大规模的区域内运作。这在现今社会显然是行不通的，正如钱先生所言：“……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是？”所以两汉的地方行政虽为历代称颂，后代却无法依样画葫芦的照搬。
我之所以提出行政区划这一话题在此饶舌，是因为看了《南方周末》第九百八十二期所载一系列关于上海，乃至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文章有感而发。现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数千年前何其不同，从世界而言是全球经济，从中国而言是全国经济，一部分学者在积极讨论“大上海”，计划将上海的行政区域扩大，甚至将苏州、无锡等地囊括在内，以打破行政上的种种壁垒，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以上海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发展。试想，如若现今中国一如两汉时期，全国十几行省分为百余郡，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百余个郡为各自的即得利益所推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将造成什么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