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文③已经指出，现代国家必须为其人民的思想和感情而存在，不是作为一个直接观察的证据，而是作为一个心灵的实体、一个象征、一个化身、或一个抽象概念。因此，国家的可能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限制我们创造并使用这些实体的事实。五十年前，在民族基础上重建欧洲的政治家们认为已经在限制各民族的物质和精神同一性的原因中找到了确切的事实。他们认为，一个国家要治理得好，必须是一个同种的"民族",因为没有一个公民能想像他的国家或使他的国家成为他的政治爱戴的对象，除非他相信存在着一个一国的人民与之同化的民族类型；而他不能继续相信这种类型的存在，①浪：英国长度单位，等于18英里——译者②卢西塔尼亚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英国轮船，总吨位达三万二千吨——译者③第一部第二章第54-55页及58-61页——
201第四章
国家和人类981除非他的同胞在某些重要方面彼此相像并与他相像。俾斯麦对使其他德国人与普鲁士人同化的可能性从量的方面进行了研究，蓄意限制了他预期的德意志帝国的幅域。他始终反对吸收奥地利，在很长时期内也反对吸收巴伐利亚，理由是普鲁士人虽然强得足以同化撒克逊人和汉诺威人，同化奥地利人和巴伐利亚人却鲜能成功。例如，他在1866年曾说："我们不能利用这些阿尔卑斯山以南的人，我们决不可贪多嚼不烂。"马志尼①和俾斯麦一样，认为国家只能包含一个同种的民族，否则就治理不好。但是俾斯麦的强行使弱小民族归化强大民族的政策，在他看来是最恶劣的暴政；他把他自己的欧洲重建计划以当前民族统一与地理特征相吻合所启示的上帝意志为基础。
他说："上帝将人类在地球表面分为许多不同的集团或核。
……邪恶的政府毁坏了上帝的意图。
尽管如此，你仍然可以追踪这种意图，至少就欧洲而言，它是按照大河的走向、高山的方位以及其他地理条件明确地划定的。"因此，马志尼和俾斯麦两人都不遗余力地反对法国革命的博爱主义，反对那种如坎宁所说"把国家缩小为一个个人，然后再让一个个人聚合成一群群暴徒"的哲学。马志尼攻击鼓吹一切人应不分国籍彼此相爱的"世界主义者",理由是他们在要求做一件心理上不可能做到的事。他申辩说，如果人①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意大利复兴运动中的民主派领袖和思想家——译者——
202091第二部分进步的希望类意味着全部无数个生灵，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想像人类因而也不能爱人类。
早在1836年，马志尼就由于这个原因谴责原来的烧炭党，当时马志尼说："世界主义者，只身处在一个巨大的包围圈里，这个包围圈的边界扩展到他的视力所不及的地方；他唯一的武器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往往是误解了的）和个人的能力——这种能力无论多么强，也不能扩大应用于整个构成目的的范围……他面前只有两条路。他不得不从专制和惰性之间进行选择。"他引用了布雷顿渔夫的话，渔夫在扬帆出海时向上帝祈求道："上帝啊，帮助我吧！
我的船太小了，而你的海洋太大了。"因此，在马志尼看来，上帝指示的国家介于个人与多得不可想像的群体之间。一个人所以能了解和爱他的国家，是因为国家包含着和他自己一样的人，"讲同一种语言，具有同样的倾向，受同样的历史传统的教育，能够被当作一个单一的国家实体来思考。国家是"人类与个人的中间术语",人只有把人类想像为许多同种的民族国家拼合而成的整体，才能获得人类的概念。
"国家是人类的公民，正如个人是国家的公民一样，"还有："人类的公约不能由个人签署，而只能由具有一个名字、一面旗帜以及一个独特存在意识的自由和平等的民族来签署。"国家主义，如俾斯麦或马志尼所解释的，在19世纪欧洲政治觉悟的发展中起过巨大的、无限宝贵的作用。但是，要把国家主义作为解决二十世纪的问题的方法，却越来越不可能了。我们无法附和马志尼，说什么"当代无可争辩的倾——
203第四章
国家和人类191向"是把欧洲改造为若干"人口和幅域尽可能相等的"、同种的民族国家。确实，马志尼无意识地然而大大地夸大了甚至他那个时候的问题的简单性。那时东南欧大部分国家甚至未被"大河的走向和高山的方位"分为许多同种的单元，而是从村庄到村庄混合起来；以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事实。例如，我们不再能够像斯温伯恩先生以及马志尼和科苏特①的其他英国信徒们在19世纪60年代所相信的那样相信居住在匈牙利的只是些纯种的、爱国的马札尔人。
我们可以看出，马志尼在1850年说"希腊能够……通过扩张到君士坦丁堡成为俄国侵犯欧洲的一大障碍"这番话时，已经把他的原则曲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今天的马其顿地区，成群结队的保加利亚和希腊爱国者（都受马志尼主义传统的薰陶）正在力图消灭敌对的居民，以便确定他们自己代表巴尔干山脉的位置所显示的上帝意志的权利。马志尼本人如果在世的话，或许会承认，如果俾斯麦的人为同化政策必须否定，那么，欧洲就必须继续有几个含有属于不同民族的人民的国家。
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创造的人为一致概念比马志尼的概念更密切地符合19世纪的形势。
但是其可行性取决于居统治地位的民族成员总是强烈地希望把他们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其他民族这一假设。既然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并非是普鲁士人口中无足轻重的一部分）显然由于他们的波兰或巴伐利亚①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译者——
204291第二部分
进步的希望或丹麦同胞坚持自己的民族特征而对他们更加钦佩，前不久标洛亲王关于德国的力量取决于一个彻底民族主义的普鲁士的存在和统治的俾斯麦式名言似乎只是政治上的遗风了。同样的感情变化也出现在联合王国，英国两党都已私下或公开地放弃了曾一度被各党当作英国政策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使爱尔兰和威尔士英国化。
国家的幅员必须以同种民族（无论是天然还是人为）为基础的原则应用起来的一个更大的困难是，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所有的欧洲大国都迅速扩张非欧洲领土。无论是直至1872年去世的马志尼，还是直至184年进行殖民冒险的俾斯麦，都没有考虑过将欧洲以外的领土和人民吞并进来。因此，他们两人都没有对现代"瓜分世界"引起的那些问题好好动过脑筋。马志尼的确曾经隐隐约约地期望民族国家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和非洲，遍布地球表面的同种的和独立的"民族"最终将"缔结人类公约".但是他从未说明产生那种结果的政治力量是什么。
意大利于1896年入侵阿比西尼亚可能代表马志尼将民族国家概念扩大到非洲的策略的一个必要阶段，也可能是和那种概念针锋相对。
俾斯麦目光较短浅，更讲究实际，他从未像马志尼那样指望签署一个甚至把欧洲各国也包罗在内的"人类公约",而的确总是反对设想一个国家与其疆域以外的其他国家或人民之间有任何关系，无论是道德关系还是政治关系。他说："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唯一正确的行为原则是政治上的自我主义。"因此，当俾斯麦死后，德国的海、陆军与中国或东非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