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又不知孙文所谓并非土地不足之说，果何以自完也。而谓解决土地问题即能解决社会问题，吾诚不知其何途之从而能尔尔也。且孙文所以征引英国之现状者，岂非以为中国将来之比例乎？以彼所言，则英地主改耕地为猎牧地，乃贫民无田可耕之原因。洵如是也，则中国之社会问题，其永可以不发生矣。孙文得毋忧我中国面积四百余万方里之广土，至他日文明进步以后，将悉不为耕地乎？如是则何不忧天坠之犹为愈也。孙文何不曰，将来之土地，将悉为大农所垄断，贫民虽有可耕者而非其田，则其说完矣。然洵如是也，则非解决资本问题，而一切问题，皆无从解决。孙文之土地国有论，则嫫母傅粉而自以为西施也。
吾反复读孙文之演说，惟见其一字不通耳，而不能指出其所以致误谬之总根本何在。
盖必其人稍有科学的头脑，每发一义，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其观察点有一误谬之处，故驳论者可以此为攻，而持论者亦可以此为守。若孙文则头脑稀乱，自论自驳，无一路之可通，吾亦安从取其谬点之总根本而指之。无已，则有一焉，孙文其独尊农业而排斥农业以外之他业耶？其土地国有后之社会，殆欲斟酌古代井田之遗法耶？洵如是也，则古昔圣贤之言，而宋儒所梦寐以之者也，第不知其通于今后之社会焉否耳。
又孙文谓：“行了这法之后，物价也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此语吾又不解其所谓。夫物价之贵贱，果从何处觅其标准耶？如就物之本体以言，只能以甲乙两物相校而观其比价。如云近二十年来银价贱，近一二年来银价贵，何以知其贵贱？以与金价比较故也。故就他方面言之，亦可云近二十年金价贵，近一二年来金价贱。其他物品亦例是。如以米为标准，十年前米百斤值银五元，柴百斤值银三角，某物某物百斤，值银若干若干。今米之价如前也，而柴百斤值银五角矣，某物某物百斤之价，皆比例三与五为加增矣，则是百物之价增于米价也。（或米价增至每百斤六元，而其他百物皆以三与五之比例为加增，则亦可谓百物之价增于米也。）从他方面观之，则是米价贱于百物之价也。夫如是则有贵贱之可言。然物物而比较之，此以验社会需要趋于何方则可，而于物价贵贱之共通原理无与也。若夫一切物品，举十年之通以较之，而无一不涨于其前，是则金价或银价之趋贱耳，而非其余物价之趋贵也。
（若就他方面言之，则即谓其余物价趋贵亦未始不可，然其理一也。）何也？物价之贵贱何以名，以其与金银之比价而名之耳。此与货币政策有密切之关系，今勿具论。若求诸货币以外，则尚有一原则焉，曰物价必比例于需要额与生产费，需要者多，则物价必腾；生产费重，则物价必腾。然文明程度高，则人之欲望之种类愈增；又文明程度高，则庸钱必涨，庸钱涨亦为生产费增加之一。帮物价必随文明程度而日腾，又经济界之普通现象也。
此其理由，诸经济学书皆言之，无俟详述。即观诸吾国内地与通商岸之比较，亦可以为左证矣。今孙文谓行了彼土地国有政策后，物价必渐贱，吾真不解其所由。若其行圆满的社会主义，将生产机关悉归诸国家，则此派学者所考案，有谓宜依各人每日劳力之所直，给以凭票，其人即持凭票以向公立之种种商店换取物品者，如是则并货币亦废置不用，只以种种劳力与种种物品比价而立一标准，则物价无复贵贱之可言。
孙文若采此说也，则物价渐贱之言为不通也。而不然者，土地以外之一切生产机关，仍为私有，物价必随文明程度之高下而为消长。物价而趋贱则必其需要之日减者也，需要日减，是贫因之一征也。否则庸钱趋微也，庸钱趋微，亦贫困之一征也，而又何人民富足之与有？吾观于此，而益疑孙文之社会革命论，除复反于古昔井田时代之社会，无他途也。举农业以外一切之诸业而悉禁之，以国有之土地授诸能耕之人而课其租，现有四万万人，苟国中有四十万万亩地，则人授十亩焉。数年以后，民增而地不增，则割所授于前人者，匀其分量以授后人，至一人授一亩或数人合授一亩而未有止。若是则于孔子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洵有合矣。但不知吾国民何以堪也。而不然，则必孙文封尽全世界之金银矿使永不产出，否则以金刚钻为货币也，舍此两者外，更无可以使物价趋贱之途。
以上两段，于本论论旨，无甚关系，不过以其语语外行，令人喷饭，故附驳之，亦使听演说而大拍掌者，念及此掌之无辜而受痛耳。
以上驳孙文说竟。彼报第五号别有“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篇，吾拟驳之久矣，蹉跎不果。今吾所主张者，大率已见前方，虽非直接驳彼文，而彼文已无复立足之余地。
况彼文肤浅凌乱，实无可驳之价值耶。惟其中有一条不可不加以纠正者。彼论述泰西学者之说，谓“贫富悬隔之所由起，在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是也。而其所下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解释，谓“无私有财产制，不能生贫富，固也；有私有财产制，而不绝对容许之，加相当之限制，则资本亦无由跋扈。即于可独占之天然生产力，苟不许其私有，则资本所以支配一切之权失矣”云云。此所以证其言土地国有而不言资本国有之理由也。此说社会主义论者中，固有言之者，然其论之不完全，显而易见，即吾前所谓，国家自以私人资格，插足于竞争场里，而分其一脔耳。夫资本家固非必其皆有土地者，往往纳地代于他之地主，借其地以从事生产，而未尝不可以为剧烈之竞争。土地国有后，则以前此纳诸私人之地代，转而纳诸国家耳；或变所有权而为永代借地权或永小作权耳，于其跋扈何阻焉。以吾所闻，加私有财产权以相当之限制者，其条件则异是。凡不为生产机关者（如家屋、器具、古玩等），则承认其私有，其为生产机关者，则归诸国有而已。
必如是而后可以称社会革命；不如是者，皆朝衣朝冠而不韈不履者也。而此种之社会革命，我中国现时果能行否，此则吾欲求彼党中人赐一言之确答者也。
大抵今日之欧美，其社会恶果，日积日着，各国政治家乃至学者，莫不认此为唯一之大问题，孳孳研究，而其论所以救治之方者，亦言人人殊。虽然，要其大别，可以二派该之。一曰社会改良主义派，即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加以矫正者也，华克拿、须摩、拉布棱达那等所倡者与俾士麦所赞成者属焉。二曰社会革命主义派，即不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欲破坏之以再谋建设者也，麦喀、比比儿辈所倡率者属焉。
两者易于混同，而性质实大相反。今孙文及其徒所倡果属于何派乎？吾苦难明之。
谓其属甲派而不类，谓其属乙派而又不类。殆欲合两派而各有节取耶？而不知其不相容也。是又荷蓑笠以入宫门之类也。质而言之，彼辈始终未识社会主义为何物而已。
又彼号论文尚有云：“明初屯卫之制，其田皆国有也。明初所以得行此者，亦正以政治革命后易为功也。观于其后欲赎取已卖之田，犹患费无所出，乃其初设时若甚轻易举者，斯亦可知其故矣。行土地国有于政治革命之际，果何事强夺耶？”
嘻嘻！此其故，虽微公言，吾固已熟知之。岂非吾前所闻于贵头领所谓大革命后积尸满地，榛莽成林，十余年后大难削平，田土无主者十而七八，夫是以能一举而收之者耶？明初屯卫制所以得行之而易为功者，非利故田主之因丧乱而散亡耶？后此欲赎而患无费者，非以承平之后不便掠夺耶？贵头领于前言，抵死图赖，而公等亦辨之惟恐不力，吾方谓豺性之已改矣，奈何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更为此自实前言之供状耶！而犹曰无事强夺，吾不知杀人以梃以刃果何异也。且以明初为政治革命后，则公等所谓政治革命者，吾今乃知之矣。
彼报第五号所以丑诋我者，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笑我谓前此昌言经济革命断不能免，又介绍社会主义之学说，而今乃反排斥之。夫吾经济革命不能免者，就泰西论泰西也，今日我何尝谓其能免耶？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此吾第四号报所已言者（第四号出在彼报第五号之前）。彼谓今之社会主义学说，已渐趋实行，谓各国民法为趋重民生主义，谓日本铁道国有案通过为国家民生主义之实现。
此言诚是也，而不知此乃社会改良主义，非社会革命主义，而两者之最大异点，则以承认现在之经济社会组织与否为界也（即以承认一切生产机关之私有权与否为界）。公等绝不知此两者之区别，混为一炉，忽而此焉，忽而彼焉，吾安从而诘之。彼报彼号有言曰：世每惟不知者乃易言之。又曰：梁某全不知社会革命之真。又曰：梁氏之攻民生主义，于民生主义毫无所知者也。夫浅学如余，则安敢自云能知者。但吾初以为公等必知之甚深然后言，及证以贵号前后十号之伟着，则公等所知，视“目不识欧文，师友无长者”
之梁某，且不逮焉。惟不知者乃易言之，乃夫子自道耶？
若夫公等之四不象的民生主义，其甚深微妙，则真非我之所得知矣。
吾初以为社会革命论，在今日之中国，不成问题，不足以惑人，故听彼报之鸦蛙聒阁，不复与辩，谓无取浪费笔墨也。今彼报乃宝此燕石，沾沾自喜，且无识者亦彼复附和之，故不得不为之疏通证明，非好辩也。虽然，本论之对于彼，亦可谓不留余地矣。
彼报见此，其将幡然悔悟，自知其扰扰之无谓耶？抑将老羞成怒，再为狼嗥牛吼之态，折理不胜，惟事嫚骂耶？此则非吾所敢言矣。
以上据鄙见以解决“中国今日社会应为根本的革命与否”之一问题已竟，今将附论“中国今日若从事于立法事业，其应参用今世学者所倡社会主义之精神与否”之一问题。
此问题则吾所绝对赞成者也。此种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也，其条理多端，不能尽述，略举其概，则如铁道、市街、电车、电灯、煤灯、自来水等事业皆归诸国有或市有也，如制定工场条例也，如制定各种产业组合法也，如制定各种强制保险法也，如特置种种贮蓄机关也，如以累进率行所得税及遗产税也，诸如此类，条理甚繁，别有专书，兹不具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