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民无恒产，斯无恒心，既无恒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赡，奚暇礼义！”呜呼，岂不然哉，岂不然哉！并世之中，其人格最完善之国民，首推英美，交则日耳曼，之三国者，皆在全球生计界中，占最高之位置者也。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数百年前，深有强武活泼、沈毅严整之气度，今则一一相反，皆由生计之日蹙为之也。其最劣下者，若泰东之朝鲜人、安南人，则生计最穷迫不堪之民也。俄罗斯政府，以鹰瞵虎视之势，震慑五陆，而其人民称罪恶之府，黑暗无复天日，（日本人有《露西亚亡国论》，穷形尽相。）亦生计沈窘之影响也。彼虚无党以积年游说煽动之力，而不能得多数之同情，乃不得已而出于孤往凶险之手段，亦为此问题所困也。日本政术，几匹欧美，而社会道德，百不逮一，亦由其富力之进步，与政治之进步不相应也。夫世无论何代，地无论何国，固莫不有其少数畸异绝俗之士，既非专制魔力所能束缚，亦非恒产困乏所能销磨。虽然，不可以律众人也。多数之人民必其于仰事俯蓄之外，而稍有所余裕，乃能自重而惜名誉，泛爱而好慈善，其脑筋有余力以从事于学问，以养其稍高尚之理想；其日力有余暇以计及于身外，以发其顾团体之精神。而不然者，朝饔甫毕，而忧夕飧，秋风未来，而泣无褐，虽有仁质，岂能自冻馁以念众生；虽有远虑，岂能舍现在以谋将来？西人群学家言，谓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别，在公共思想之有无，与未来观念之丰缺。而此两者所以差异之由，则生计之舒蹙，其尤着者也。故贪鄙之性，褊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诌阿之性，暴弃之性，偷苟之性，强半皆由生计憔悴造之。生计之关系于民德，如是其切密也。我国民数千年来，困于徭役，困于灾疠，困于兵燹，其得安其居乐其业者，既已间代不一觏；所谓虚伪、褊狭、贪鄙、凉薄、诌阿、暴弃、偷苟之恶德，既已经数十世纪，受之于祖若宗社会之教育；降及现世，国之母财，岁不增殖，而宫廷土木之费，官吏苞苴之费，恒数倍于政府之岁入，国民富力之统计，每人平均额不过七角一分有奇，（据日本横山雅男氏之统计调查，日币七十钱有奇。）而外债所负，已将十万万两（利息在外），以至有限之物力，而率变为不可复之母财，若之何民之可以聊其生也！而况乎世界生计竞争之风潮席卷而来，而今乃始发轫也。民国之腐败堕落，每下愈况，呜呼，吾未知其所终极矣！
（五）由于学术匡救之无力也。彼四端者，养成国民大多数恶德之源泉也。然自古移风易俗之事，其目的虽在多数人，其主动恒在少数人，若缺于彼而有以补于此，则虽敝而犹未至其极也。东汉节义之盛，光武、明、章之功，虽十之三，而儒学之效，实十之七也。唐之与宋，其专制之能力相若，其君主之贤否亦不甚相远，而士俗判若天渊者，唐儒以词章浮薄相尚，宋儒以道学廉节为坊也。魏晋六朝之腐败原因，虽甚杂复，而老庄清谈宗派，半尸其咎也。明祖刻薄寡恩，挫抑廉隅，达于极点，而晚明士气，冠前古者，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然则近今二百年来民德污下之大原，从可睹矣。康熙博学鸿词诸贤，率以耆宿为海内宗仰，而皆自污贬。兹役以后，百年来支配人心之王学，扫荡靡存，船山、梨洲、夏峰、二曲之徒，抱绝学，老岩穴，统遂斩矣。而李光地、汤斌，乃以朱学闻。以李之忘亲背交，职为奸谀，（李给郑成功以覆明祀，前人无讥，全谢山始河之。）汤之柔媚取容，欺罔流俗，（汤斌虽贵，而食不御炙鸡，帷帐不过枲絅，尝奏对出，语人曰：生平未尝作如此欺人语。
后为圣祖所觉，盖公孙弘之流也。）而以为一代开国之大儒，配食素王，未流所鼓铸，岂待问矣。后此则陆陇其、陆世仪、张履祥、方苞、徐乾学辈，以媕婀夸毗之学术，文致期奸，其人格殆犹在元许衡、吴澄之下，所谓《国朝宋学渊源记》者，殆尽于是矣。
而乾嘉以降，阎、王、段、戴之流，乃标所谓汉学者以相夸尚，排斥宋明，不遗余力。
夫宋明之学，曷尝无缺点之可指摘，顾吾独不许卤莽灭裂之汉学家容其喙也。彼汉学则何所谓学？昔乾隆间内廷演剧，剧曲之大部分，则诲乱也，诲淫也，皆以触忌讳，被呵谴，不敢进，乃专演神怪幽灵、牛鬼蛇神之事，既借消遣，亦无愆尤。吾见夫本朝二百年来学者之所学，皆牛鬼蛇神类耳，而其用心亦正与彼相等。盖王学之激扬蹈厉，时主所最恶也，乃改而就朱学，朱学之严正忠实，犹非时主之所甚喜也，乃更改而就汉学。
若汉学者，则立于人间社会以外，而与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为伍，虽着述累百卷，而决无一伤时之语；虽辩论千万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谈。藏身之固，莫此为妙。才智之士，既得此以为阿世盗名之一秘钥，于是名节闲检，荡然无所复顾。故宋学之敝，犹有伪善者流；汉学之敝，则并其伪者而亦无之。何也？彼见夫盛名鼎鼎之先辈，明目张胆以为乡党自好者所不为之事，而其受社会之崇拜、享学界之尸祝自若也，则更何必自苦以强为禹行舜趋之容也。昔王鸣盛（着《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等书，汉学家之钜子也）尝语人曰：“吾贪脏之恶名，不过五十年；吾着书之盛名，可以五百年。”此二语者，直代表全部汉学家之用心矣。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汉学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此等谬种，与八股同毒，盘踞于二百余年学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乙未以后，而其气焰始衰，而此不痛不痒之世界，既已造成，而今正食其报，耗矣哀哉。！
五年以来，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尽蔑旧学也，以旧学之简单而不适应于时势也，而思所以补助之，且广陈众义，促思想自由之发达，以求学者之自择。而不意此久经腐败之社会，遂非文明学说所遽能移植。于是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斯宾塞有言：“衰世虽有更张，弊泯于此者，必发于彼；害消于甲者，将长于乙。
合通群而核之，弊政害端，常自若也。是故民质不结，祸害可以易端，而无由禁绝。”
呜呼！吾观近年来新学说之影响于我青年界者，吾不得不服斯氏实际经验之言，而益为我国民增无穷之沉痛也。夫岂不拔十得一，能食新思想者之利者，而所以偿其弊殆仅矣。
《记》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与学礼。”又曰：“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汩没而去也。要而论之，魏晋间清谈乾嘉间之考据，与夫现今学子头之自由、平等、权利、破坏，其挟持绝异，其性质则同。而今之受痼愈深者，则以最新最有力之学理，缘附其所近受远受之恶性恶习，拥护而灌溉之，故有清二百年间民德之变迁，在朱学时代，有伪善者，犹知行恶之为可耻也；在汉学时代，并伪焉者而无之，则以行恶为无可耻也。及今不救，恐后此欧学时代，必将有以行恶为荣者，今已萌芽于一小部分之青年矣。夫至以行恶为荣，则洪水猛兽，足喻斯惨耶？君子念此，肤粟股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