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公德与私德，岂尝有一界线焉，区划之为异物哉！德之所由起，起于人与人之有交涉。（使如《鲁敏逊漂流记》所称，以孑身独立于荒岛，则无所谓德，亦无所谓不德。）而对于少数之交涉，与对于多数之交涉，对于私人之交涉，与对于公人之交涉，其客体虽异，其主体则同。故无论泰东、泰西之所谓道德，皆谓其有赞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其所谓不德，皆谓其有戕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公云私云，不过假立之一名词，以为体验践履之法门。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就析义言之，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
二私德堕落之原因私德之堕落，至今日之中国而极。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甚复杂不得悉数，当推论其大者得五端：（一）由于专制政体之陶铸也。孟德斯鸠曰：“凡专制之国，间或有贤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则甚希。试征诸历史，乃君主之国，其号称大臣近臣者，大率毕庸劣卑屈嫉妒阴险之人，此古今东西之所同也。不宁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义，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贵族专尚诈虞，而平民独崇廉耻，则下民将益为官长所欺诈所鱼肉矣。故专制之国。
无论上下贵贱，一皆以变诈倾巧相遇，盖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若是乎专制政体之下，固无所用其德义，昭昭明甚也。”夫既竞天择之公例，惟适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数千年生息于专制空气之下，苟欲进取，必以诈伪；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于此两种性质之人，即其在社会上占最优胜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则以劣败而澌灭，不复能传其种于来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遗传，盘踞于社会中，而为其公共性，种子相熏，日盛一日，虽有豪杰，几难自拔，盖此之由。不宁惟是，彼局蹐于专制之下，而全躯希宠以自满足者，不必道，即有一二达识热诚之士，苟欲攘臂为生民请命，则时或不得不用诡秘之道，时或不得不为偏激之行。夫其人而果至诚也，犹可以不因此而磷缁也，然习用之，则德性之漓，固已多矣。若根性稍薄弱者，几何不随流而沈汨也。夫所谓达识热诚欲为生民请命者，岂非一国中不可多得之彦哉！使其在自由国，则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以纯全之德性，温和之手段，以利其群者也。而今乃迫之使不得不出于此途，而因是堕落者十八九焉。嘻，是殆不足尽以为斯人咎也！
（二）由于近代霸者之摧锄也。夫其所受于数千年之遗传者既如此矣，而此数千年间，亦时有小小之污隆升降，则帝者主持而左右之，最有力焉。西哲之言曰：“专制之国，君主万能。”非虚言也。顾亭林之论世风，谓东汉最美，炎宋次之，而归功于光武、明、章，艺祖、真、仁。（《日知录》卷十三云：“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天下。
光武有鉴于此，乃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士，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
风雨如晦，鸡鸡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又云：“《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称范种淹、欧阳修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且从而论之曰：“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此其言虽于民德污隆之总因，或有所未尽乎，然不得不谓为重要关系之一端矣。尝次考三千年来风俗之差异，三代以前，邈矣弗可深考，春秋时犹有先王遗民，自战国涉秦以逮西汉，而懿俗顿改者，集权专制之趋势，时主所以刍狗其民者，别有术也。战国虽混浊，而犹有任侠尚气之风。及汉初而摧抑豪强，朱家、郭解之流，渐为时俗所姗笑，故新莽之世，献符阉媚者遍天下，则高、惠、文、景之播其种也。至东汉而一进，则亭林所论，深明其故矣。及魏武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于是权诈迭进，奸伪萌生，（建安甘二年八月下令：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光武、明、章之泽，扫地殆尽，每下愈况，至五季而极，千年间民俗之靡靡，亦由君主之淫乱有以扬其波也。及宋乃一进。艺祖以检点作天子，颇用专制力，挫名节以自固。（君臣坐而论道之制，至宋始废。盖范质辈与艺祖并仕周，位在艺祖上：及人宋为宰相而远嫌自下也。）而真、仁守文，颇知大体，提倡士气。宋俗之美，其大原因固不在君主，而君主亦与有力焉。胡元之篡，衣冠涂炭，纯以游牧水草之性驰骤吾民，故九十年间，暗无天日。
及明而一进。明之进也，则非君主之力也。明太祖以刻鸷之性，摧锄民气，戮辱臣僚，其定律至立不为君用之条，令士民毋得以名节自保，以此等专制力所挫抑，宜其恶果更烈于西汉，而东林复社，舍命不渝，鼎革以后，忠义相属者，则其原因别有在也（详下节）。下逮本朝，顺、康间首开博学鸿词以絷遗逸，乃为《贰臣传》以辱之。晚明士气，斫丧渐尽，及夫雍、乾，主权者以悍鸷阴险之奇才，行操纵驯扰之妙术，摭拾文字小故以兴冤狱，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耻，（乾隆六十年中大学士尚侍供奉，诸大员无一人不曾遭黜辱者。）又大为《四库提要》、《通鉴辑览》等书，排斥道学，贬绝节义，自魏武以后，未有敢明目张胆变乱黑白如斯其甚者也。然彼犹直师商、韩六蝨之教，而人人皆得喻其非，此乃阴托儒术刍狗之言，而一代从而迷其信。呜呼！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百余年前所播之恶果，今正荣滋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秽德之夐千古而绝五洲，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三）由于屡次战败之挫沮也。国家之战乱，与民族之品性最有关系，而因其战乱之性质异，则其结果亦异。今先示其类别如下：
内乱者，最不祥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当内乱时，其民必生六种恶性：一曰侥幸性。才智之徒，不务利群，而惟思用险鸷之心术，攫机会以自快一时位。
二曰残忍性。草薙禽狝之既久，司空见惯，而曾不足以动其心也。三曰倾轧性。彼此相阅，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顷刻倚伏也。此三者桀黠之民所含有性也。四曰狡伪性，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非营三窟，不能自全也。五曰凉薄性。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于至亲者尚不暇爱，而遑能爱人，故仁质研丧澌灭以至于尽也。六曰苟且性。
知我如此，不如无生，暮不保朝，假日偷乐，人人自危，无复远计，驯至与野蛮人之不知将来者无以异也。此三者柔良之民所含有性也。当内乱后，其民亦生两种恶性：一曰恐怖性。痛定思痛，梦魂犹噩，胆汁已破，勇气全销也。二曰浮动性。久失其业，无所依归，秩序全破，难复故常也。故夫内乱者，最不祥物也。
以法国大革命，为有史以来惊天动地之一大事业，而其结果乃至使全国之民，互相剚刃于其腹，其影响乃使数十年以后之国民，失其常度。史家波留谓法国至今不能成完全之民政，实由革命之役，斫丧元气太过，殆非虚言也。
内乱之影响，则不论胜败。何也？胜败皆在本族也，故恢复平和之后，无论为新政府、旧政府，其乱后民德之差异，惟视其所以劳来还定、补救陶治者何如。而暂乱偶乱者，影响希而补救易；久乱频乱者，影响大而补救难。此其大较也。
若夫对外之战争则异是。其为主动以伐人者，则运有全在军队，而境内安堵焉，惟发扬其尚武之魂，彭舞其自尊之念。故西哲曰：战争者，国民教育之一条件也，是可喜而非可悲者也。其为被动而伐于人者，其影响虽与内乱绝相类，而可以变侥幸性为功名心，变残忍性为敌忾心，变倾轧性而为自觉心，乃至变狡伪性而为谋敌心，变凉薄性而为敢死心，变苟且性而为自保心。何也？内乱则已无所逃于国中，而惟冀乱后之还定；外争则决生死于一发，而怵于后时之无可回复也。
故有利用敌国外患以为国家之福者，虽可悲而非其至也。外争而自为征服者，则多战一次，民德可高一级。德人经奥大利之役，而爱国心有加焉，经法兰西之役，而爱国心益有加焉。日本人于朝鲜之役、中国之役亦然。皆其例也。若夫战败而为被征服者，则其国民固有之性，可以骤变忽落而无复痕迹。夫以斯巴达强武之精神照耀史乘，而何以屈服于波斯之后，竟永为他族藩属，而所谓军国民之纪念，竟可不复睹也。波兰当十八世纪前，泱泱几霸全欧，何以一经瓜分后，而无复种民固有之特性也。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则过于其市，顺民旗飘飐焉。问昔时屠狗者，阒如矣，何也？自五胡、元魏、安史、契丹、女直、蒙古、满洲以来，经数百年六七度之征服，而本能湮没尽矣。
夫在专制政体之下，既已以卑屈诈伪两者为全身进取之不二法门矣，而况乎专制者之复非我族类也。故夫内乱与被征服二者，有一于此，其国民之人格，皆可以日趋卑下，而中国乃积数千年内乱之惯局，以脓血充塞历史，日伐于人而未尝一伐人，屡被征服而不克一自征服，此累变累下种种遗传之恶性，既已弥漫于社会，而今日者又适承洪杨十余年惊天动地大内乱之后，而自欧势东渐以来，彼征服者又自有其征服者，且匪一而五六焉，日瞬耽于我前，国民之失其人性，殆有由矣。
（四）由于生计憔悴之逼迫也。管子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