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知己——何蕙珍
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宾主落座，何蕙珍便挨着梁启超坐下，不时有一股淡香飘入梁启超的心腑。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间，何小姐颇为活跃，她广博的学识，不凡的谈吐，尤其是她对梁启超着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个宴会仿佛成了何小姐与梁启超的对语，而他们两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席将罢，何小姐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接过何小姐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原来，梁启超刚到檀香山时，到处奔走演说。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买通了一家当地的英文报纸，不断写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心中不服，苦于不懂英文，不能回击，只好置之不理。不料此后不久，竟出现一桩怪事，另一家英文报纸上连载为梁启超辩护的文章，文字清丽，论说精辟。
显然，作者对梁启超的经历和着述了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这位华侨小姐之手。临别时，何蕙珍含情脉脉言道：“我十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一小像，即遂心愿。”数日后梁启超践约将照片赠与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报李，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梁此时已坠入情网，几近痴迷。不久，一位好友前来拜访梁启超，婉劝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说这样会给他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梁启超沉思片刻，随即言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麽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又过了数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师宴请梁启超。席间见到何蕙珍，梁启超心情极为复杂，不敢触及敏感话题。
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谈吐自如。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懂”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直接的表白吗﹖梁启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轻轻说了声“珍重”，便连忙离去，其情景有如逃奔。他在理智上克制了自己，但内心深处的感情却不能自欺。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把对何蕙珍的深深爱慕融入诗篇之中，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在信中，他煞费苦心地讲述着对何蕙珍的态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自然气恼，她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李惠仙要把问题交给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去处理，因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会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举让梁启超着了慌，他急忙复信，求妻子手下留情，并再三向夫人表白，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信中说：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馀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形势急剧恶化，斗争十分残酷，他已没有时间沉溺于儿女私情。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培育九位子女成材的神奇“小妾”——王桂荃
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对于这桩婚事，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从不张扬，尽量讳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惠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惠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在复杂的政治激流中，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他头脑中描绘的政治蓝图也由君主立宪制完全转变为民主共和制。1915年袁世凯复辟后，他又站出来反对帝制。梁启超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终无后顾之忧的，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他的两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启超去世后，留给了王桂荃9个孩子。在这之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梁家的孩子们从王桂荃的身上学得了更多的勤奋。梁氏的9个子女多从事科学工作，并涌现出三位院士：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在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的前身)首届院士，航太专家梁思礼1993年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她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着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吴其昌对梁启超的评价：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他曾着《梁启超》一书（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对梁启超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郭湛波对梁启超的评价：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版，第50页）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第53~54页）（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第292页）吴泽对梁启超的评价：吴泽于1948年出版《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吴泽先生写作此书的目的便是借批判康、梁的改良主义，论证改良主义在中国必然失败的命运，为康、梁祭，为今人惕。作者在书中说：“时异境迁，远非昔比，人民已经起来，民主自由，已成时代主流，历史洪涛，革命形势，无可抗拒，人民时代，民主世纪，哪里还容孤臣孽子们侈谈‘维新’、‘变法’，玩弄‘拥光绪’、‘保大清‘的一套？”（《康有为与梁启超》上海华夏书店1948年版，第5页）因此，作者在本书重点论述了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对于他的学术思想则很少提及，故导致对他的评价较低：“梁启超不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学者、政治家，实实在在说，只是一位庸俗的‘保皇自由主义者’！他一生的言行，重心都在政治活动，而这种政治活动，三十年来，一贯站在反民主反革命的反动立场，辛亥革命前反民主反革命所以‘保皇’，所以‘保大清’；革命后，反民主反革命，所以‘拥袁’、‘护阀’，图谋维持封建统治。”（吴泽：《康有为与梁启超》第180页）（（同上书），第292~293页）王介平对梁启超的评价：王介平在《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的长文里对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从学康有为到戊戌政变（1890~1898），梁启超并没有异于康有为的理论和主张，但因其善于为文，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启蒙作用。第二阶段从逃亡日本到与革命派论战（1898~1905），梁启超由斥后保皇转而反对革命。第三阶段从论战失败到辛亥革命（1906~1911），政治上他更加堕落，并公开抵制资产阶级革命。第四阶段从辛亥革命后回国到第一次大革命后梁启超之死（1912~1929），他逐渐成为地主买办集团的骨干分子，政治思想更趋反动。作者还分析了梁启超思想上的矛盾、错误和多变的原因，认为这“正是帝国主义阶段半殖民地的中国改良主义遭到破产时走投无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阶级部分力量向资产阶级转化而遭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革命力量错综复杂的打击之后，无所凭依的彷徨情绪的反映。”（王介平：《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章
编辑本段梁启超的名言
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心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心安理得，海阔天空。自信与骄傲有异；自信者常沉着，而骄傲者常浮扬。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览的。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成功大易，而获实丰于斯所期，浅人喜焉，而深识者方以为吊。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
编辑本段年谱
一岁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五岁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丁丑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十二岁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甲申应广州童子试中秀才。十六岁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戊子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十八岁一八九０年光绪十六年卯寅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十九岁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辛卯入京与李蕙仙完婚。二十岁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壬辰祖父卒，回乡居年余。二十三岁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二十四岁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丙申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二十五岁一八九七年光绪廿三年丁酉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二十六岁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戊戌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未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二十七岁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己亥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二十八岁一九〇〇年光绪廿六年庚子与康有为、唐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三十岁一九〇二年光绪廿八年壬寅《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三十五岁一九〇七年光绪卅三年丁未《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四十岁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壬子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
四十一岁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癸丑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四十三岁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四十四岁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庆成立护国军两广总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四十五岁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丁已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四十七岁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已未到欧洲各国考察。五十岁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戌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五十三岁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乙丑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五十七岁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己巳因肾病动手术失败（实际上是一起医疗事故。1926年梁启超肾病，协和专家通过对梁启超病情会诊，认定右肾上生有一个瘤子，遂决定为其实施手术，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切除。瘤子切除之后并没有止住便血，显然西医的诊断可能有问题，至少是不准确的。全部切除的治疗手段也过于草率，协和的专家通过病理检查，并没有在切除的右肾中发现病变。换言之，即便尿毒症的诊断不误，那么手术也是失败的，即将好肾切除了，将坏肾予以继续保留），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编辑本段相关影视形象
李罔饰梁启超（《满清十三皇朝之危城争霸》，又名《皇城争霸》）许正廷饰梁启超（《戊戌风云》，又名《帝妃爱情》）张洪睿饰梁启超（《走向共和》）
饮冰室文集
前言
前言陈书良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着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着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任总撰述。梁启超撰写了六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立论新颖，感情充沛，文笔华美，流畅自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一时《时务报》风靡了全中国，数月之间，销行到万多份。梁氏自己说：“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又说：“《时务报》实为中国革新之萌蘖。”就连当时反对维新的胡思敬，也在《戊戌履霜录》中惊呼：“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言语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的震动。1897年，梁启超又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他使学生天天做札记而自己批答，每天所批常常达一万几千字。他每天日间讲课四小时，夜间则批答札记，有时竟通宵不睡。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当时学生有林圭、蔡锷等，天天读梁的批答，精神几乎与其同化。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共103天的“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作为维新主帅康有为最重要的助手，做了大量的工作，正如他致夏曾佑的信中所言：“新政来源，真可谓全出我辈。”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和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在1898年至1903年五年之间，梁启超在以上刊物上共发表80多篇文章和专着，多方面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思想，猛烈地抨击了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深刻地批判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着名诗人黄遵宪称颂梁启超的思想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这一时期，是梁启超思想发展最闪光的时期。
1903年后，梁启超在政治上走上了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道路。从提倡民权，鼓吹“破坏主义”，到坚持保皇，主张“与革党死战”，在论战中，梁启超是以保皇派的挂帅人物登场的。辛亥革命后，他又组织“进步党”，为袁世凯效劳。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便积极策划并参与了倒袁活动，加速了袁氏洪宪帝制的失败。1916年后，他又投靠北洋军阀段祺瑞，鼓吹走立宪道路，曾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后三个月便去职，从此结束了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