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
如果不大量增加社会财富，就不可能对人民进行教育，就没有自由、幸福和社会的和谐。
如果所生产的财富不按照对生产的贡献的大小分配给有权利分配的人，使大家从此很团结，使一些人的财富和幸福的增长，永远不会使另外一些人变穷困和遭受不幸，就不可能有正义、稳定、和谐与利益的一致。
任何一种政策，如果不以这两个条件作为它的目标，就必然是空的、狭隘的和荒谬的。
Ⅳ在法国，每个公社有一千个居民。为三万六千个公社的兴旺而工作，就是为三千六百万居民的幸福工作，这样就使问题简化了，减少了三万六千与三千六百万之比的差所引起的一切事情的难处。
拿破仑群众被灾祸锻炼得很厉害了；他们咄咄逼人，要求有靠劳动吃饭的权利，而政府中的那些学者也在琢磨通过宪法上的哪些抽象概念能找到使群众感到满足的办法！
卢梭莫甘先生，请你住嘴；梯也尔先生，请你住嘴。
维克多·雨果雨果先生，请你住嘴。
维克多·孔西德朗我们现在来寻找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具体办法。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能实现这两个条件的制度，我们就掌握了能打开社会繁荣与社会和谐的大门的钥匙。现在来谈第一个条件。
财富的增长，必须靠工业手段的改进和完善来实现。工业手段有两类：
技术的或专业的手段。
制度的或一般的手段。
技术的手段，指与每一种行业、每一种学科、尤其是每一种工业有关的手段。新的发明，使人类获得新的工业武器；它们对财富的增长，对方法、工具和机器的完善，将产生何种影响，我们都是很清楚的。我们的工业和它制造的种种奇妙的东西，都是靠知识的积累，靠新的发明与方法、工具和机器的完善。夺走我们的这些手段，我们的工业就会垮台，我们又将回到野蛮状态。
尽管在前三个世纪所完成的新发明是很多的，但这也只是科学和人类力量的开头。再过两三百年，我们今天的奇迹，看起来又好象是野蛮人作的东西了。因此我们要估计到，在科学、机械和技术上还会取得许多巨大的进步，有力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
如何发明新的东西和对技术进行改进，那是各各专门学科的事情，而不是社会经济学的事情。但是，社会经济学必须针对那些成就的本身完成一个重大的任务；因为应当由它来决定领导的方法，并迅速传播新的发明和技术的改进；在当前的社会情况下，新的发明和技术改进的推广是遇到了千百种困难的。这个任务，应当由制度的或一般的手段去完成。我们以下要讲的，就是这种手段。
制度的手段，指工业经营的一般方式，指社会这个车间里的劳动组织的各种不同的制度。
人民的劳动组织问题和社会这个车间的组织问题，将分成许多单位；人民劳动的自然单位是公社，公社是社会的蜂窝状的车间。
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问题，只有在公社有了良好的经济和劳动组织，才能得到解决。
第二个条件，即社会价值的公平分配，也要以这一点为基础。一般他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公社收入的正确分配问题。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和谐制度需要具备的这些基本条件，如果想通过立法的途径，用政府的手段在一个国家内全面实现，那纯属空想；反之，如果人们追溯事物的真正本源，使它们通过公社而在一个大的社会中实现，那它们就具有实际的意义。社会的改造门题，就简化成一个或几个模范公社的组织问题，而模范公社的实际影响必将或快或慢地使和谐的社会逐渐取代颠覆性社会。
以上所说，逻辑是如此严密，因此，即使是一个小孩子，只要他熟读本章，他就能把我们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提出的问题驳个体无完肤。那些希望目不识丁的人用法律条文和选票致国家于富强的好心的观念学者，竟然说我们是乌托邦哩！
一个国家中的好的转变究竟有多少，那只能拿各个公社中发生的好的转变的数目来衡量；这个道理有什么难明白的呢？科学的发明，如果不为人所掌握，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农业和工业的方法，只有在人民群众中普遍推广，它们才有用处，才产生效益。如果你希望国家富起来，你就要想办法增加公社的财富；如果你希望公社的人都受教育，你就必须在公社中普及教有；如果你想用按比例分配收益的办法来代替工资，你就应当为公社找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如果你希望国家有良好的秩序，你就应当使公民对他所居住的公社中的秩序表示关心。如果你希望公民享受自由，你就要用他所居住的公社的社会组织来保证他的自由。总之，不管你想对什么事物进行改进，你只有首先具备在社会的这个蜂窝似的单位中进行改进的条件，你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公社我已经说过，而且想来想去，认为再重说多少次也不算太多是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第一个车间，是分配利益的第一个场所，是大厦的基础，如果人们要重建社会的诸，首先要重建的，就是公社。对于这一点，我很想看到有人发表相反的意见。
这段假说，彻底把实证政治和招摇过市的空想的乌托邦的政治区分开了，和以为只改变一下政府的或行政的形式就可以使国家获得再生的政治分开了。对于生活在共和国的野蛮人，你给他们一个君主国，就能使他们进入更高一级的阶段吗？或反之亦然？那当然不行。但是，如果你让野蛮人搞工业，使他们进入科学发明和技术手段的大门，如果你把他们的草棚改建成房屋，把他们用栅栏围起来的一片窝棚变成村庄，那么，不论他们的政府采用什么样的形式，也不论他们的行政和司法是掌握在一个国王手里，还是掌握在一个共和国总统或三执政手里，他们都会变成文明人的。事情的特点，就在这里。
今天的问题是：要消灭贫困，增加生产，组织劳动，并按照每个人的权利分配劳动的产品；要让社会的好处人人都能享受；要使每一个人都能受到教育的益处，大家都得到最大的幸福；要把工业生产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
要培养忠实的风气，防止欺诈和压迫的事情，最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一切这些美好的果实，在文明的行政机关的土地里是长不出来的，即使把土地交给彼得大帝或保罗执政去种，也长不出这些果实来：因为行政机关不创造财富，不能协调大家的利益，也不分配产品，这些事情都在它的能力范围之外。当行政当局作出要干预一切的表示时，我们的政治家就大放厥词，发出怪叫。
所有这些事情，行政当局和政治家都是不管的；然而这些事情都是头等大事，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关系到人民的自由、智力的提高和幸福的增加。
我们要大声疾呼他讲这一点，以便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我们必须在国家和公社的土地上耕耘；在这样的事业中，暴力和革命的力量是一点也用不上的。进行一场革命，可以使一些人的利益压倒另一些人的利益，让一个党摧毁另一个党，用一个朝代替换另一个朝代，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或者倒过来用君主制代替共和制，但不能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这个任务要由科学来承担；这门科学是一项社会发现，只有它才能向我们提供取得新成果的新工具。这门科学
（我们已经通过对事实的详细观察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证明它是正确的），应当从这一点开始作起：对在基本的社会车间中，在公社中进行的生产劳动加以良好的组织。
此外，清大家注意我们这样来处理问题的好处：从这个理性的原则，这个在一切没有被党派观念和旧的成见蒙蔽的人士看来是很明白的真理，被定为起点之日起，从社会不受政治纷争侵拢之日起，天空就会消散乌云，迄今概念模糊但又根武断的社会哲学，将象自然科学那样完成从想象的领域到观察的领域的革命：政治炼金术的时代将宣告结束，实证的和实验的政治的时代行将开始。我们认为，关于任何一个公社的组织的理论，只需要一平方法①里
的土地作试验就行了。我们能够很顺利地进行试验，而又不损害国家的利益，也不会象从前政治家和哲学家毫无成效地对帝国进行的武断的试验那样，扰得世界不得安宁。
政治家和哲学家的那些糟糕的试验，动摇了欧洲，在某些地区使人产生了守旧思想，甚至还产生了可引起新的革命的倒退心理。
人们已经觉察到社会出了毛病，须要重新加以组织：目前的局势将产生一次又一次的混乱和动荡。所有这些，显然只有通过一种社会改革才能使之停止。人们已经认识到，有些事情须要我们去做。
唉！哲学在国家民族的身上所作的试验是如此可怕，令人胆战心惊，以致在今天单单提到”改革“二字，人们就不寒而栗。在许多人看来，”改革者“这个名饲就是一个可诅咒的名词。这不是没有几分道理的。如果在那些在血泊中进行改革的地方，进行范围有限的小地区性的试验，情况就不会是①那样了。你是否相信：如果只用这四十年间在政治试验
中耗费的力量的千分①”丈夫应保护其妻子，妻子应服从其丈夫。”（文明法规第二百一十三条）①
在这里，应当对第七时期约略提一下，并指出富人阶级在这个时期是如何在情欲方面为了娱乐而实现了之一来进行这些试验，即使反复进行，其结果也不会有所不同，也仍然象现在这样一切都成问题，看不到新社会的一点影子，人们依然十分担心遭到毁灭。说来也真是奇怪：那些用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使大家产生倒退思想和害怕心理的人，正是那些主张进步和搞社会运动的人的朋友！在八九年以前，贵族们自己也抱有改良社会的意愿，可是今天，坐在国民公会大讲台上的那帮坏孩子，肚子吃饱了的革命家，肚子吃撑了的大资产阶级，竟巴不得把所有谈论社会问题的人都送到巴士底监狱去！现在，把这些败坏的自由主义者放下不谈，让我们把我们的观点扼要归纳如下：
我们认为，社会的改革，首先要从公社的经济改革人手，这条科学的和实验的道路之可靠，与政治的道路之危险恰成对照。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要对这种性质的尝试感到害怕。社会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即使说傅立叶只不过是发现了这个真理，只不过是使人们走上了实证的和实验的政治道路，我们认为，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他已经是对人类做了一个大贡献。单是这个论点：“大家不要陷入政治上的宪法争吵，丽应当想方设法制定一个良好的公社组织的方案。”单凭这个论点，从社会科学统辖自然科学这个高度来说，就足以使他的地位在培根之上。但愿搞哲学和政治的先生们别再把”乌托邦“这个头衔强加给这个孤身在正确的道路上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