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使商业光荣，而是把光荣变成商品。如果你把这些背离原理的现象推演到最后一项，你在末尾发现的，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所有的科学全都关闭在二十来个人的头脑里，所有的资本全都集中在一百来家商号里；在这个国家里，你在下层见到的，是愚昧和贫困，是罪恶和奴役，到处有酿成骚乱的根源，有各种各样引火的材料。
我刚才描绘的，不是现在存在的情况，而是可能出现的情况。我指出了弊病发展到极端的情形，因为分工，这个把人当作机器并把资本完全集中的倾向，它本身有一个可怕的能动性，使它不断地过度发展。在政治上，最厉害的溶剂，是通过看不见的渠道渗透进来的溶剂，例如虚假的繁荣和预示即将患病的发胖现象。一个国家所有的因素，当然不会同一个银行的因素完全相同，聚集的资本不可能用来开办一个国家政治生命保险公司。当出现了侵略，当爆发了内部危机，这时候，对强盗说：“你们要好好作人”,对乞丐说：“你们要当好公民”,对麻木不仁的懦夫说：“你们要爱祖国”,对机器说：“你们都变成武器，保护我们”说这些话，都不是时候了。要想永远不用这些手段当中的任何一种手段，就须要懂得一个秘诀，那就是：要善于在平静时期，均匀地使用它们。
手工制造业是现代国家的灵魂；几个世纪以来，由农业转到手工制造业的人多，而由手工制造业转到农业的，却一个也没有。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尽力用各种荣誉的和实际利益的鼓励办法扩大手工制造业，因为现在财富的流通就是这个样子，只有通过商业的渠道，农业才能得到好处。
政府若是在手工制造业中只考虑收益而不考虑劳动，那是要遭殃的！一个空想家在他的计算中当然可以把人看作是惰性的。但情欲是不管什么计算不计算的。人，就一定数量来说，不成为国家的财富，就会成为国家的祸患。
游手好闲，在身体上是得到了休息，但从政治上看却等于是一座猛烈的火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业，或换一个名词，劳动，才成为欧洲社会的基础。
人民道德赖以维系的唯一的一条线。因此，我的看法是，唯一的真正财富是劳动，其他的东西只不过是它的征象或流弊。
没有收益的劳动应马上停止；不劳而获的收益，是无政府状态或政治上瓦解的信号。这两者在目前应当保持某种平衡。收益的多少和用途是有限度调的：太多或太轻易，就会使人不再去劳动；太少和太艰难，又会使人失去劳动的劲头。对劳动力实行分工，将不断增加产量，并减轻人的劳动强度，但结果总有一天会打破社会的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平衡。劳动，这个保持高尚品德的办法，一旦不使用，乞丐就开始大量出现。
不过，如果劳动因分工过细而效果减弱并自行消失，如果工资总数不够无产者的衣食之用，如果这些情况真将发生，那么，要如何才能发现它们开始出现之点呢？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拘泥于过分严格的原则，而应当利用一个病人的衰弱状况来作文章。欧洲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业的欧洲，它已经改变了它的偏见，减弱了它内部生活的活力。我知道对一个衰弱的国家的柔弱状态应该做些什么事，应该如何使人类的发明臻于完善，如何聚集大量的资本。
但我不能否认，分工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抽象他说，是好的；能够收到某些相对的好处。如果根据这几点来判断分工的影响在何种情况下已表明达到危险的境地，我觉得，法国无论在哪个工业部门都没有达到这种境地，而英调
解人和仲裁人。
国在某几个部门则超过了这种境地。
根据什么迹象可以预见大众找不到工作
（太分散的工作）的时候即将到来呢？如何为被放弃的工业另找使用的办法呢？如果找不到办法，或办法不够，又用什么温和的、间接的或合乎规定的手段来防止产品数量和劳动之间的严重失调，而又不损害个人的自由和利益呢？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办法，并作出何种牺牲去补救其他不太重视其安全的国家以低价出售产品而获得的暂时利益呢？所作的牺牲，是不是和抢劫、施舍、镇压和由所谓的无所作为反而省钱这种说法造成的种种恶果同样大呢？这些问题，政治家也许认为不值得他们去研究。尽管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随各地的情况而定，但是是可以找到几个通用的原则的。这些原则，我们将在后面加以研究。在这里我们只须指出：把分工保持在适当的范围，那是好的，健康的；分工一旦超过了限度，那就有害了，就危险了。
不要以为这样一种结论是在向那些不断为人类增添力量的创造性艺术的竞赛泼冷水。大自然提供了那么多待组合的因素，那么多待引导的力量，因此机械学的前程将是无可限量的。回头看一下，这门科学也会发现它有一些须要弥补的疏漏的地方。有一个本应当是它的首要职责的发展方向，好象是被它忽略了，那就是替换那些藏有暗礁或毒物的危险的和不卫生的工作。一般他说，自从金融也成为一门科学以来，国家和个人的经济学就着重于研究金钱，而少研究人的生活了。为了减少劳工，人们到处去寻找机器，但从未有人去寻找机器来保护工人。这个问题，即使有人考虑过，也只不过是附带考虑一下罢了。应当注意的是，有些人就财产问题发表了许多干巴巴的理论，到处以利害观念去代替友爱之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一般人的自私行为变得比在野蛮状态下出于需要而作的行为还坏。
我敢预言，那些关心众人的生活而牺牲自己年终红利的手工业者，将得到纯洁的享受和长久的光荣。不断地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为他人谋福利，这是比任何一种光辉的英雄行为都更崇高的。哪一个人能对慷慨的行为无动于衷！暴君、坏蛋在戏台上哭；也许哭的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他们自以为干巴巴地动一下感情就会得到宽恕。大自然是不会让那些素无温情之心的人领略温情的乐趣的，只有那些坚持做好事的人才配享行善的美名。
我敢向莱蒙提和所有一切象他那样洞察弊病的人预言，在补救的办法方面，如果他们向手工业者，向那些对观众哭泣的人
（例如暴君），只提出有道德的制糖厂和纯洁的享受这两个办法的话，他们以后必然会看到：许许多多手工业者将一心想从人们的生活中得到好处，他们将比那些说要保证工人的工作和福利的人还要更加贪婪地寻找降低工资和缩减劳工的手段的。
现在，让我们用我在《工业改革报》（1833年1月18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来结束本章的论述。
文明制度在摧残穷人英国的事例随着金融家的赢利愈来愈大，在政府中必将出现一个大党派，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相矛盾的。
内克尔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社会的运动的目前倾向，并指出我们称之为商业的、工业的或金融的封建制度即将来临。正如贵族封建制度是文明制度的童年时期的标志一样，商业的、工业的或金融的封建制度是文明制度的衰老时期的标志。每天都有一些迹象和事实表明，这个现代文明制度的可怕的流血悲剧的不祥结局已经临近。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不能不经常再提到它；这是一个应当使思想家们在今天专心思考的社会现象。病情极其严重，亟须给以援救；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必须马上研究其潜在的原因，并针对病情下药。对欧洲各国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首先，你难道没有听见在你周围有人说：我们的社会已经衰老了，已无力满足它所创造的许多需要了，应当赶快把它彻底加以重新组织？这些事实，一般人都感觉到了，今天已经很平常了。然而党派之见是多么的荒唐，放着这个根本问题，这个社会问题，不过问，而去操心甚么日常政治的表面问题。唉！我且问你，正统王位继承权、主义或共和国，这些东西和大家认为十分迫切的“社会的重新组织”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能把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帐算清楚吗？它们将如何使前者免于饥饿，使后者免于恐惧？各党派的人士，在这方面有什么起码的计划和办法没有？啊！老天爷！各个党派才不愿意订什么计划哩；到最后，如果要维持秩序和镇静饥饿的话，用监狱和刺刀就行了。革命运动一心要向政府宣战；政府勉强能够自卫；正统派在内部和外部都在搞阴谋，要把一个家族重新放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位置，然而这个家族却认为廉价把这个位置脱手出去，反倒是幸福。我认为这一切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我认为，这样闹闹嚷嚷反而有碍于把问题摆出来；我认为，这是一群疯子在争吵用什么样式的金风标去装饰大厦的屋顶，但他们却没有发现大火正在吞噬大厦的基础。
病症是如此之严重，以致有许多曾经寄希望于用某种政治学说来医治时弊的好心人，完全灰心丧气，认为欧洲各国的前途已无希望。他们吃惊地发现，在他们周围已经出现了与各个帝国灭亡的征象十分相似的崩溃的兆头。
这种现象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多，哪一个社会的伤口也没有这么深。实际上，文明制度时期的先进国家的可怕的灾祸，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再说一遍，可怕的灾祸，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因为无产者和赤贫这两个啃噬我们现代社会的毒瘤，它们在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扩散得还快！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这两个毒瘤发展的速度也在加快！
这个结论，可以用下面所述的三个事实来充分说明。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事实，不过在这里我只举这三个：
一、文明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也就是说，工业、科学和商业系统都同时十分发达的国家，例如英国、比利时和法国，也是无产者、穷人和饿死的人最多的国家。企图用美国的情况来反驳这个事实，那是荒谬的，因为美国有的是空地，而且还在扩展。请稍安勿躁！美国为了赶上我们，它也正在孕育取得进步的萌芽。
二、在同一个国家里，穷人的人数，是随着工业和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的，因此在英国用了七十五年（1750-1825）时间就把穷人的税由一提到十一，而在这同一时期，公共开支的增加，是按人口增加一倍的增长率和价值的变化来定的，只是四比一。为了证明这一点，再举出一个事实：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
（1765-1826），每年被控告的人数，由五百零九增加到一万六千一百四十七。这两个数字的比例是一比三十一。伦敦的法官们曾经郑重其事地证实：过去，犯罪的人数还不到今天受到起诉的犯罪人数的十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