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季刊》也说：“由于目前的法律规定，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在整个英国全都是定居一地的，和封建时代的农奴完全一样，唯一的差别是：他们不是定居在庄园，而是定居在一个行政区。
《评论季刊》承认了事实，只不过它把责任推在法律身上。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在今天，各种坏事都有它的政治根源。人们坚决认为，一切都是从政治上来的。用“人民是被政府降到悲惨的境地”这句话从反面来解释，也是一样的。当有人郑重其事地向你说：人民之所以饿死，原因在政府。如果你站在人民一边，你将怎么说呢？我们不是每天都听到新闻记者们断言和论证：压迫下层阶级和克扣工人的面包，是君主制度的定律。不论你是属于哪一个党的，请你凭良心说，这难道不令人泄气或把人笑死吗？
最近，《国民报》似乎在谈到这一点（至少是部分谈到这一点）时，有所悔改。在引用《国民报》之前，让我们先引《争鸣报》的一段重要的话；《国民报》的文章，就是回答这段话的。《争鸣报》谈的是里昂最近发生的事情。在里昂发生的事情很严重，但事情一过，人们马上就忘记了！
里昂事件，在我们看来，毫无共和党人的色彩；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们才使人感到害怕。事件的原因很重大，与我们商业和工业社会的现状有关。
里昂是任何一种政体都无法医治的可悲的社会疾病的症状。即使我们是共和国，里昂的事情也不会因此就好一点。和君主国一样，共和国也必须想办法处理集中在工业城市中的大量人口，要对付那一大批生活没有保障、完全随商业的兴衰起伏过日子的人。除非把这些人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无论对共和国或君主国来说，都同样是危险的。
（《争鸣报》1834年2月22日）第二天，即二月二十三日，《国民报》便发表文章说：
我们不能不赞同今天《争鸣报》上发表的观点，认为一个共和政府，在相似的情况下，只有把那些积极活动的工人送到革命的战场上去，才能减轻工人大众的苦难。由于八月七日的政府老在国内打仗，只知道武装公民去对付他们的同胞，因此，要它用其他的办法来消除疾病，就更加困难。疾病的原因，隐藏在社会的深处；这个社会，所受的教育太多，所以要它对痛苦抱忍受的态度是办不到的，但这个社会又太不聪明，所以要它不采取反应和报复的手段，而另找其他的办法，也是办不到的。
这些话说得很奇怪。他们首先承认病症的根源在社会的组织，而不在政治的组织。这是对的。他们坦白承认他们无知，承认那些制造舆论的人无知。
这很好。
蓄银行，小合作金库。
但不对的是：他们虽觉得除反应和报复手段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可寻，但又死抱住反应和报复政策不放！他们一方面承认自己没有社会经验，但又使劲想把社会搞乱，因为他们说，他们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把工人群众中最积极活跃的那一部分人送到革命的战场上去，也就是说，把受苦的工人变成炮灰！他们还责备政府没有这样作！饥饿或大炮！两派政治家向掌权的人们提供选择的办法是多么好啊！
当欧洲被搞乱之后……怎么办呢？当你使它全部共和化之后，你又用什么办法来医治再次出现的饥饿和苦难呢？再次出现的饥饿和苦难必然比以前出现的更严重，因为战争显然是不会创造更大的财富嘛。你可以把欧洲无产者当中最积极活跃的人送到亚洲和非洲，把鞑靼人和中国人都变成共和党人。以后呢？
实际上，这样作是很糟糕的！
至于政府，它将采取什么办法呢？它会不会以为它的刺刀、警察和打手的棍子可以当饭吃？有些人认为，一个政府如果进行自卫和维护人们今天所说的秩序，那不好；我不属于这样的人。但我认为，如果政府对社会的疾苦进行研究，并找出补救的办法，那是符合它自己的利益的，也是符合理性、正义和一般人的利益的。
赶快寻找治病的良方：这是一切有才智的人的任务；如果在反对派的人的身上有一点儿价值的话，他们就应当找出办法，并告诉权威当局，而不会把自己降低成大声嚷嚷、纠缠不休的人，不会变成令人讨厌的忙。这样的人，只知道刁难政府，迫使政府不断采取守势。如果政府想解决这些重大的问题，他们就会剥夺它的权力，从而使政府有不去解决问题的漂亮的借口。然后，他们又激怒它，使事情更加恶化，使政府的镇压更加严厉。他们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补救他们胡说是政府制造的坏事。我在这里不打算对现政府的事情谈得比别的事情多：除极少数例外的情况以外，与社会制度比较起来，政府的种种制度算得了什么？没有良好的社会制度，政府的制度能起什么作期用在另外引用新的材料来扼要说明或加强我们陈述的观点之前，我们应当对财政借款或国债的社会影响进行一次估量，我认为，它在猛力把我们拖向第四阶段的封建制度；对于这一点，我将加以阐述。
我们已经讲过，国家的大部分工业财产和地上财产一旦为少数人所有，这个封建制度便形成，少数人将攫取全部收益，而大多数人则被禁锢在干繁重工作的场所或耕地上，靠人家给的那点儿薪水过活。从整体上看，法国就可以说是一个由多数人为少数有权势的产业主的利益而开发和经营的大领地。
政府借债以后，情况怎样呢？国家每年要支付债券的过期未付款，同时以它的土地和工业收人为抵押发行公债。拥有国家的公债，就等于是对整个法国的产业拥有股份，对国家的大工厂拥有股份。因此，随着债务的增加，所有的地产将相应地减少其价值，因为地产的收益是在狭义的产业主和靠利息收入的人
（一般的产业主，他们的产权证书是以国家财富作抵押的）之间进行分配的。
很明显，这样的惜款制度将使普通的产权化为乌有，把真正的产权证书期服役的缓付薪饷。
交给放款人资本家手里，让他们侵占全部土地。可以看出，这个作法有利于拥有巨大财富的人，特别是金融家、银行家和大商人，也就是说有利于那些不从事生产的大海盗。随着债务的增加，法国便愈来愈变成这些先生们的佃农。他们向工业、地产和农业收取定期利息，而不必亲自去收什么税；收税的事，由政府机关、催税员和军队去办。
现在来谈一谈我们要引用的文章。头一段文章是一位科学院院士的；科学院院士当然不是空想家了。此人就是莱蒙提；我们在后面所引用的他的那段文章，发表在本世纪初，因此特别值得注意。我们还不太明白，莱蒙提的这段写得如此逻辑严密和有力的评论文章为什么没有使那些政治经济学博士有所收敛；看来，他们肯定是打定主意要继续荒唐下去。
读者在这段文章中将看到，莱蒙提的这段评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他本人想象的程度；因为它所评论的，是整个分散的工业制度，而不仅仅是“实行分工”“分工”只不过是这个制度的许多突出的事例中的一个事例罢了。莱蒙提的观点上的确有一个错误，对于这一点，我们发现他也有所觉察。
对分工提出批评，这的确是一个观点上的错误，因为分工的原理本身是很好的，很有效力的。他应该批评的，是文明制度实行的分工分得不对，分得令人讨厌。莱蒙提的评论尽管在这一点上是错的，但在阐述这样一个事实方面还是很正确的，即：文明的形式把一切都搞糟了，把最好的萌芽全败坏了。
莱蒙提把我们的工业主义的弊病和第四阶段的封建主义的即将来临讲得多么清楚；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是怎么讲的：
按照我们所理解的“分工”这个词的涵义来看，分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许许多多的作坊将被某些企业的雄厚势力所吞并。一般的工厂将再也赶不上这些庞然大物了，因为它们的制造工艺比较经济，谁也竞争不过它们；要采用那些制造工艺，便需要大量的投资，只有极富有的人才能办到。采取公司的形式办企业，对悠闲的资本家有利，而对劳动大众则有害。
因此，中产阶级，即国民当中为数最多的那一部分人，发现自己在投机分和生产活动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他们迫不得已，只好去作小买卖，跑码头；这种买卖，与商业的需要和消费者要求的便利不相适应了这帮人不讲信义，损害了工业产品，而未对它添加任何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单单从这种跑码头的买卖中就可在财富的分配方面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因此在投光部分，色调不一，浓淡不匀，这样形成的社会的和谐，必将败坏一个国家的道德和公众的精神。
有这些原因，必然会产生一种积习很深的旧行为，现在请你看一看一个被败坏了的民族将呈现什么样子。在这个民族中，商人的利己主义将渗透国际公法和个人道德；一个人的价值将根据他拥有的财产来衡量；德行在公众的舆论中是当收税的货物看待的，和罪行在野蛮人的法律中当货物看待是一样的；人民交纳的税，最后都落到商人手里；打内战，大家都签名赞成；遥远的地方的主权，将分成若干股，拿到交易所去出售；文学的地位，只比仆人略胜一筹；人们之要艺术，是出于虚荣，而不是出于爱好，不是欢迎艺术，而是用钱买艺术；科学还保留有一点儿威信，其原因并不是由于有美妙的发现和伟大的成果，而是由于马上可以把它应用于一门职业。在这个民族中，商人将成为荣誉的授与人，而不是接受人；由于这种反常的政治现象，人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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