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文郁既演艳史于金台旅馆，即从事迁居矣（汴垣秘密卖淫者必月余或一两旬迁居一次，盖恐被巡警察破及遭流氓之欺凌也）。以傅之年少英资，若洗心革面，致力于学，尚不为晚，乃傅尚不悟，于迁出旅馆后，竟在《河声报》登一广告，大书特书曰：“傅文郁启事，鄙人已于十六号移至砖桥街东路南，凡我同志，可临该处为盼，故此声明。”此广告出现之后，傅氏所住之地，其繁盛虽远逊金台，而生涯亦颇不寂寞。国民党王某、陈某、凌某、胡某等皆极与之接近。傅特邀其男女同志十余人，假砖桥街之密室，开谈话会，预备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支部，履舄交错，毫无秩序。最可笑者，傅等以经费无着，拟借新剧团演剧，以所获看资，作参政会之基金，且必求王某等作赞成人。王等欣然允诺。夫既提倡女权要求参政，固当独立自尊，坚忍不拔而后有济，何必仰仗此辈男子为耶？然则此中况味，亦不言而可知矣。
傅文郁拟排编新剧与新剧团合演之意见发表后，新剧团之少年，皆欣喜欲狂。然河南剧场向无女伶，且中州为文明最古之邦，男女合演之事，伤风败俗，当然不能发现。今突以自诩为女子参政同盟会之人物，而与一般浮荡之新剧家者沆瀣一气，则争风之事，在所难免。李大王庙、金台旅馆，其前车也。故此议一兴，汴中各界，咸反对之，而傅文郁与新剧团串演新剧之议，遂被打消，乃傅文郁异想天开，更发起一女子新剧团。某女校教员段某、陆某及诸女生等皆出而赞成，而卑鄙龌龊、善敲竹杠之某报，竟亦随声附和。河南女子教育界之前途，从此将生莫大之障碍。有某某诸君特致书于傅文郁，谓如再任意妄为，定下逐客之令，免使中州一片干净土，留此污点。傅畏不能容足，乃寝其议。
潇湘风流案
郑师道者，素患神经病，前在参议院，以锡箔裹鸡卵为炸弹，恐吓参议员，即其人也。在京时，与唐群英有结婚之说，唐继以其疯狂，不愿与为偶。及唐到湘，郑殊无聊，适得湖南调查盐务委员。抵湘后，即百计谋与唐结婚。唐坚拒之，又托多人与之说合，俱不遂。有醴陵张某者，常与《长沙日报》馆来往，素与唐善。郑在该馆见之，即托为媒。张不之诺。郑遂时常追随，冀达目的。后及《长沙日报》登一插画曰：“新人物之面谱，一男面，一女面，女面上题多情学士；男面上题无耻委员。”画之命意，原无一定之所指。郑见之，遂谓讥讽彼与唐者。一日，郑追随张至长沙日报，八门即至发行处登广告，盖欲以此泄其怨也。其广告署郑与唐名，发行处谓此应负责任，又谓现仅汝一人，唐未来，殊不便登。郑遂谓唐偕来，已入编辑室，发行处不之疑，遂付印。其实指张为唐也。唐见报后，怒不可遏，遂至该馆诘问。数语后，以手擎茶杯掷玻璃窗上，大肆狂闹。该馆不得已，允其更正，始勉强了事。出馆后，忿犹未泄，有素与该报宗旨不合者又怂动之，谓该报以公款而办党报，理应取消，遂于晚间倡率男女三十余人，乘其不备，直入印刷室，捣毁一空。该馆遂请警员踏看，又请警监逮捕登广告之郑师道，当将郑拘留警厅。该馆即在长郡地方审判厅提起诉讼。
另一说曰，《长沙日报》告白部登载郑师道与唐群英结婚广告一条。其文云：“道英在京因道义感情，成婚姻之爱，已凭族友一再订盟于便宜坊。二月四号结婚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馆，为国步艰难，故俭礼从事。今偕来湘省，拟重登花烛，以乐慈帏，因误会而生家人之变动，致启无人道不根法律插画之诽议。殊不知儿女英雄，凡事皆出人一等，同志亮诸。”唐见报后，忽至该馆大肆咆哮，不由分说，打碎玻璃窗、茶碗、椅子等件，经同坐多人排解，以广告系营业性质，不归编辑部经手，自有郑师道负责，允由该馆登报更正。当将更正稿拟出，并由唐群英亲笔改稿，毫无异词。讵是晚唐群英忽统率男女三十余人到馆，将门首招牌二块取去，直入排字房将已排成之版，及一切架上铅字铅件盆灯玻璃窗等，尽行捣碎，不听劝阻。比报知警署，派遣长警到馆，将唐群英等讯明，并将捣碎各件踏勘。该馆乃提起诉讼，以待法庭公判。预审之日，唐群英抗传不到，有询之者，则曰：“余并未提起诉讼，故不到案。且谓《长沙日报》系都督府机关报，只须向都督理论，不愿与该报在法庭诉讼，偕其同志姊妹七八人，在都督府要求，定要取消该报。”谭都督以一笑置之。唐乃在外声言，谓该报如再出版，必须再往打毁，非达取消之目的不止。该报闻之，恐其真来打闹，曾请调警察多人，在馆守卫数日，以无动静而去。然以外间谣言犹未止也，乃令木工制短棍多根，绳索数件，待唐来时与之决一死战。而于该报出《号外》之前一晚，防卫尤严，头门未晚即落锁，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至该报被群英捣毁字房什物，其损失之数目已抄单呈报各机，关要求赔偿。计第一次碎毁客厅玻璃窗茶碗椅子各件，值洋四元；第二次取去《长沙日报》馆招牌一件，值洋十元；碎毁排字房铅字及字架等件，值洋八千元；大盆灯五盏，值洋二十元；玻璃窗一处，值洋十元；排字房铅件用具，值洋一千元，共计损失洋九千零四十四元，又耽搁出版，每日实属损失洋二百三十元。其实字架不过推翻两三架，原物尚存，仅费手工而已，八千元之数，亦太相悬殊矣。事出之后，唐群英曾请各报馆主笔。及政学界多人吃酒，乞为调处，旋经议定条件五项，如双方承认即可解释。其大要系令唐群英送招牌于《长沙日报》，并致书道歉，一面由《长沙日报》登报声明取消告白，以全唐群英名誉。至其损失，须经确实调查，如为数无多，由调解人担任，可谓平正之至。乃唐群英反不遵行，必欲由该馆先行赔偿名誉损失，始肯赔偿该报之损失，其送招牌道歉一事尤不承认，调解人遂中止。
唐群英具呈都督，谓郑为浙江一无赖之人，顷称调查盐政来湘，屡来群英处求见未遂，遂捏造同启，意图污蔑，请予通饬各署将郑严拿究办，而郑则到处为唐辩护。前预审时，即向法官为唐置辩，旋以《湖南公报》持正论责唐，又致函该报为唐辩护。历数其革命之功绩，宗旨之宏大亦云怪矣。并闻郑寓金台旅馆，有询之该馆主人者，谓于此事未发现之先，有唐先生者，曾与郑在该馆共宿数宵。彼二人之情事，究竟如何，非外人所能知。惟外人对于此事，其评论分两派。一责唐群英者；一诋《长沙日报》者。责唐群英者，谓广告系营业性质，报馆不负责任，况该馆已允更正，即为格外通融，又从而捣毁之，野蛮极矣；诋《长沙日报》者，谓广告既有唐群英之名，应得唐群英之允许，或信札图章以征信，况郑之疯狂，尽人皆知，该馆不应听其污蔑女界，且该报告白，皆用四号字，独此条告白用二号字，显系有意污蔑。大概为是说者，以该馆不应以公款办政党机关报，且平日趾高气扬，不与各报相联络，以致结怨于人，故有此种言论云。
然唐群英与郑师道确在北京订有结婚条约，于辛亥岁十二月四日，合欢于天津日本白屋旅馆。旋因两人遇于汉口，大相龃龉。唐遂另有他约，此次郑至长沙，屡次谒唐，皆拒绝未见。郑氏情急，故托《长沙日报》为登广告，意谓一经宣布，则唐必无可推诿，而结婚之约，自不难继续有效也。乃唐一见广告，即迁怒《长沙日报》，致有肆行捣毁之事，盖亦不过欲借此以掩饰其丑行，而预为与他人结婚之地步耳。旋又遍发传单，谓郑为无赖而郑殊无怒容且四处为唐说项，并谓唐之捣毁《长沙日报》，实系酒醉误事，又告人云：“余与唐结婚之证据甚多。”因于皮包内取出唐之亲笔书信及诗词等类，不下数十起，语极秽亵，不堪入目。说者谓唐之不敢与郑提起诉讼者，职是之故，又谓郑与唐结婚之事如不遂，则郑将以唐之各种证据，呈诸法庭，届时丑声四播，必较现时为尤甚。而《长沙日报》总理文斐又遍发歌谣，直指为奸夫淫妇。故女界开全体大会时，唐群英直言此事将以三手枪了之，盖一以对付郑师道，一以对付文斐，一则将以自击。其必先击郑者，盖恐将来证据发现，益将无以自解，故欲先杀之以为灭口计耳。吁可畏哉！
又一说云：唐群英在京，颇利用郑师道为记室，因是往来至为密切。每至通宵达旦，与郑同室。郑因求唐订婚约，唐允之。据郑自言曾经请客多人在座证实，事在北京便宜坊。已而唐招郑至天津日本白屋旅馆，一住数宵，双宿双飞，俨然夫妇。此元年十二月四日事，而郑师道即认为婚姻成立之始，特未得唐之母与兄承认耳。初唐在湘省，曾骗取湘督万金，仅出《亚东丛报》一期。此次唐之回湘，一为再索款项，二为备办与郑结婚事，方出京时，郑欲同行，唐不可，约以待电。及唐至汉，一再电京招郑至湘，匿之小西门外金台旅馆。唐自居城内，以母与兄之监督也。乃日午坐轿往郑处，日昃乃还，此中妙蕴，盖不可殚究矣。唐之招郑来也，同时并招其女友张汉英自南京回湘，以为母与兄虽严得张之解说，则婚事必成无疑。无如张行甚迟，至湘时，事已决裂矣。先是郑同寓诸客，颇穷究其事，郑谓系夫妇，而客皆嗤之。郑赧甚，促婚益急。一日，郑以庚帖诣唐宅，求见唐之兄，适兄送客出，接置案头，几忘之。郑去，始启帖，大怒，呼群英痛责，且欲自缢。唐母年七旬，亦欲寻死。唐见事变，力辩其诬，且捏称郑为疯子。然母与兄之怒犹未息也，唐既受此大挫，乃令张汉英诣郑所送白金二十元，嘱其回京稍待，不必太急。郑疑其中变，乃将与唐在京津成婚及来湘一切，拟成广告，送往《长沙日报》登载，以为唐欲赖婚，则将藉此起诉而证明之，而不图唐之迁怒报馆也。唐见广告，益无以自解于母与兄，又惧益宣其秘密，遂有凶毁《长沙日报》馆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