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我举杯对汉密尔顿说：“欢迎归来，干杯。”
汉密尔顿只是看着我。
听到我的问候，戴比壮起了胆子，她拿着酒瓶和一只玻璃杯走近汉密尔顿。“您不来一杯？”她问道。
汉密尔顿转而凝视着戴比，他不理会她的邀酒。“你们在庆祝什么事？”他问道。
“我刚刚发了一笔横财！”戴比说，她的热情依然丝毫未减。
“听到这消息很高兴，”汉密尔顿说。“是什么交易？”
戴比笑起来。“噢，不，不是德琼公司发了横财，是我。我昨天买了一些股票，它们今天上涨了50％。”
汉密尔顿盯着戴比看了几秒钟，然后，他用十分平静，通情达理的声音说：“让我放下手头的东西，咱们到会议室去一下。”那声音里听不出有生气的迹象。
戴比耸耸肩膀，放下玻璃杯，跟着他走到他的交易台前，然后出了交易室。
“唷，”罗布说，“我可不喜欢去会议室。”
10分钟后，戴比出来了。她两眼盯着她交易台上的一点，目不斜视地径直走过去。她的双颊微微发红，双唇紧闭。虽然没有流泪的痕迹，但是她看起来好像只要脸上的肌肉一放松，眼泪就会夺眶而出。她坐下来，两眼凝视着面前的屏幕，开始怒气冲冲地把债券收益噼噼啪啪地敲进她的计算器里。
汉密尔顿走进屋里，在一片寂静中，走向他自己的交易台。他从收文篮里那一堆文件中拿起几份，开始看起来。这紧张局面终于被罗布打破了，他在回答一个经纪人的电话时，故意说了些轻松愉快的话语。
过了约莫半小时，汉密尔顿走到我的交易台跟前，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戴比故意不理睬他，一个劲地往她的计算器里敲数字。虽然我已与汉密尔顿共事6个月之久，但是，每当和他说话，我总是感到紧张不安。要和他无拘无束地交谈是很困难的；他似乎对我所说的一切都听得非常认真仔细，我老是害怕会说出什么蠢活或陈词滥调来。
他只是坐在那儿，翻阅着交易表，那上面概括了他外出期间我们做的所有交易情况。
“您回来比我们预计的要早。”我说，试图打破沉寂的场面。
汉密尔顿露出一丝微笑。“是的，我赶上了一架早一点的班机。”
“此行收获如何？”
“不错，很好，德琼公司已经开始在日本小有名气了。有一家保险公司，富士人寿保险公司，我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听他们的口气，他们有可能在我们这儿投一笔钱，要是他们真干的活，将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
“棒极了。”这是好消息，像德琼这样的资金管理公司的知名度全取决于它管理的资金规模的大小。一个财大气粗的新投资者会使我们声名鹊起。
“家里的情况怎么样？”汉密尔顿问道，手指在交易表上往下移动。
“嗯，如您所知，我们做了一种新债券，挺有趣的。”
“哦，对了。瑞典债券做得怎么样？”他问道。
“升得很慢，但很稳，”我说，声音里尽量不露出骄傲自得的口吻。
“好吧，不要过早急于脱手，这种债券还很有做头。”
“好的。”
“同时，严密注视任何其他新债券的发行。瑞典债券获得成功以后，不论是什么债券，只要价格还算说得过去，人们就会买下来。从这上面看，我们买下了2百万美国石膏债券，这是怎么回事？一年多来，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卖掉我们的存货。”
我一时语塞，失望中夹杂着一丝恼意。他没有说“干得好”，甚至连个笑脸也没给。我意识到我一直在盼望着汉密尔顿归来，一心希冀着我自以为应得到的赞许。我真傻，在汉密尔顿的世界中，冒险和冒险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平常事。
我声音里尽量不流露出怒气，向汉密尔顿叙述了卡什对我们债券的令人激动的出价，以及我不急于抛出的决定，随后，我对他讲了我决定买进更多债券的原因。
“唔，”汉密尔顿说。“它们现在的价位是多少？”
“开价仍然是我买进时的价格，82。”我说。“但是股票已上涨到11.25美元。债券不久也应该随着看涨。”
“是的，戴比告诉我，你也买了一些股票，是为你自己的帐户买的。”汉密尔顿严厉地看着我。“要非常谨慎小心，保罗。你不会一直吉星高照的。当你真的背运时，要保证不会惨得光屁股。”
我感觉到脸颊开始发烫，我在瑞典债券上赚了一笔大钱，而且看起来很有可能在石膏债券上再赚一笔。看在上帝的面上，我应受到鼓励才是。在所有人当中，汉密尔顿对冒险者是最不挑剔的。
“谢谢您，”我说。“我会记住您的教诲。”
“好样的。”汉密尔顿说。“我说，本周你手头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交易？”
“是的，还真有。”我答道，“今天下午卡什要带着他的伙伴来，想卖给我们一笔新交易。”
“不要再买了，”汉密尔顿说，“要是我的话，觉得一星期有一宗生意就足够了。”
“不，这笔生意不一样，这是一种高风险债券，是为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新旅馆，塔希提饭店发行的。这是一笔有风险的交易，因为卡西诺赌场的整个施工成本几乎全靠举债融资，但是其收益率是14％。”
“不错，收益率是挺高的，我希望我们能闯过这个风险，这可是挣钱谋生的好机会。”
我真诚地希望如此，高风险债券——有时候人们美其名曰，称之为“高收益债券”——可以获得非常丰厚的利润，但同时又具有极大的风险性。“高收益”之名称来自于这些债券支付的高利息票，“高风险”之名称则源于它们所象征的巨大风险。这类债券通常由一些债台高筑的公司发行。如果一切进展顺利，那么人人皆大欢喜；高风险债券投资者可以得到高利息票，公司业主则通常可以从初期小额投资中发财起家。倘若诸事不顺的话，那么该公司便无法获得足够的现金去偿付其息票，只得宣布破产倒闭，留给高风险债券持有者和发行者的是一堆只配进字纸篓的废纸，投资成功的秘诀是要挑选那些能够生存下去的公司，这是我当信贷分析员时得出的经验。汉密尔顿打算开始买进高风险债券，而且专门雇了掌握信贷技巧的人来助他一臂之力。我虽然对卡西诺赌场一窍不通，而且对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新交易心存疑窦，但是，我仍然热切期待着让我一显身手的第一个机会。
“好，随时告诉我它的进展情况。”汉密尔顿说道，随后，他站起身来，走回他自己的交易台。
戴比咕哝了一句什么，听起来很像是“杂种！”
“你说什么？”我问道。
她只抬头看了一眼，脸仍然绷得紧紧的，竭力控制住感情。
“没什么。”她说完，继续埋头于计算器，怒气从她的交易台辐射开来。
我看了看手表，12点差一刻。
“瞧，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何不出去买份三明治？”
“太早了点。”戴比说。
“走吧。”我坚定地说。
戴比叹了口气，把钢笔扔到交易台上。“好吧，咱们走。”
我们没有去马路对面那家我们常去的意大利三明治店，而是去了穆尔盖特街的伯利小吃店。我们拿着昂贵得荒唐的火鸡鳄梨三明治，朝芬斯伯里广场走去。
今天天气极好，太阳出来了，和煦的微风吹拂着女秘书们的裙衫，她们正走向广场中央的草坪，准备享受午餐时分的日光浴。我们找到一块空草地，放眼过去，一片滚动的怡人碧绿，身穿鲜艳蓝条子衬衫和吊着红色背带的小伙子们在嬉戏。星散在草坪上的懒洋洋的办公室职员们，把他们苍白的四肢和面庞朝着七月的骄阳，轻声细语的随意闲话不绝于耳。
我们一声不响地嚼着三明治，看着人们从面前走过。
“怎么啦？”我说。
“什么怎么啦？”戴比说。
“你想跟我讲讲那事吗？”
戴比没有答话，她双时支在地上，扬脸对着天空，闭上了眼睛。最后，她睁开双眼，斜眼看着我。
“我认为我应该彻底放弃这个工作。”她说道。“汉密尔顿说得对，我不适合干这工作。”
“胡说八道，”我说，“你对这工作掌握得很快。你天生是干这工作的料。”
“照汉密尔顿的说法，我是一个天生的半吊子。我的态度不对，像我这种态度的交易员是很危险的。他们办事粗心大意，他们会亏钱蚀本，我要是不改变态度的话，就没什么前途可望。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可不在乎。我要是为了从德琼公司的客户那儿多赚半个百分点而做一个他娘的沉默寡言的苏格兰佬的机器人的话，我就不是人，你可以这样做，他喜欢你，赏识你的奉献精神和勤奋努力，你红得发紫，可我不是，我很抱歉说这些。”
她从我身上移开目光，眨巴眨巴眼睛，挤出一滴眼泪。
“看看你周围吧，”我说着，朝仰卧在草地上的人群点点头。“你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是失败者吗？伦敦城里并不全是像汉密尔顿，甚至像我这样的人。有成千上百的人，他们享受着开心大笑，他们躺在阳光里消磨午餐时刻，他们成绩斐然，非常感谢你。”
戴比一脸疑云地看着我。
“听我说，”我说，“你悟性很高，你总是能够成功地完成任务，你的准确性达到99％，你还想怎么样？”
我把手放到她的手上。“我要告诉你，你拥有我们其他人所没有的东西，”我说，“人们喜欢和你一起工作，他们喜欢与你打交道，他们愿意把事情告诉你，他们让你得到了他们也许不应该让你得到的东西，他们肯帮你的忙，干这个行当，可不能低估这种事情的重要性。”
“这么说，我完全应该结婚生孩子，每天下午当着‘邻居们’的面吃冰淇淋啰？干那些事我很在行，特别是吃冰淇淋。”
“如果你愿意的话，当然可以，但是那太可惜了。”我说。
“哎，这也许由不得我，”她说。“下个月我要是不‘放聪明’点的话，就会被炒鱿鱼了。”
“汉密尔顿说的？”
“正是他说的。我要是单单为了他就改变我的个性，我就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