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嗒，啪嗒，啪嗒。
我正在大步向前跑去，我的双脚踩在肯辛顿花园的小径上，发出极轻的声音。我两眼注视着远方的圆池塘，高兴地看到它似乎静止不动。当我跑动时，世界从我身旁滑行而过，没有上下运动。我的身体随着双腿规则地迈进，水平地向前移动，任何慢跑，任何摇摆，都意味着能量消耗，而能量消耗便意味着速度损失。
我享受着跑步训练的乐趣。这不仅仅是当你的体力不支，想停步时，你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力强迫自己继续前进，而且，这种训练能保证你身上的每一块肌肉在该活动的时候都活动起来。
电视实况解说员曾对我的跑步姿势给予过热情的赞扬。其实我并非天生的跑步运动员。我是经过多年专心致志的训练学成的，是得益于弗兰克的训练有方。
我初次邂逅弗兰克是我在剑桥大学跑步时，当时他在伦敦城北的一家俱乐部担任中距离跑教练。他偶尔也来剑桥大学指导我们中的一些人进行训练。更多时候是我在星期天去求教于他。
当然，我也具有某种跑步的天赋。甚至当我还是个11岁的孩童时便喜爱上了越野赛跑。在约克郡故里，我会自觉自愿地在荒野上跑数英里，对此，我的朋友们觉得不可理解。进入青年时，我已发育得十分高大健壮。我的腿肌锻炼得结实有力，而且具备了一名优秀中距离跑运动员所应达到的速度。在剑桥大学念书对，我积极参加田径运动，一年级时就参加了校运动代表队。
但是，真正教会我如何跑步的人是弗兰克，不仅仅在体能上，而且在精神上。我具有必需的决心，而他则懂得如何进行引导。我们一道对我的技巧进行了长久而艰苦的训练。在速度训练中，当我的体能只能使出90％的劲的时候，他却要求我尽100％的力气。他教我如何赛跑，还教我如何分配力量，不仅在体能方面，而且还在精神力量方面。
这种方法效果很好，虽然训练很艰苦，收效也十分缓慢，但是每年我的速度部能提高那么一点儿。在离开剑桥大学后一年，我首次代表英国参加了比赛。下一个赛季，我刚好错过了奥林匹克选拔赛，在随后的6年里，我的速度和耐力均有所提高，但仅仅使我能够获得名次。
那一年，我和弗兰克全力以赴，通力配合，这使我在精神和体能上达到了顶峰。银行对此非常理解，我的工作至多也只能算是非全日制。
我在预赛中发挥得不错，我设法努力通过了预赛以获得决赛资格，同时仍然留了不少后劲。
决赛那一天，我感觉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胸有成竹。我身体健康，我决心如铁。在参加决赛的选手中，有四人曾多次比我跑得快，但是我决心要战胜他们。我的策略很简单，我将快速起跑，争取领先跑在前面，有两、三名选手的冲刺速度比我快。我必须保证在最后200米时把他们击败。
我按照既定策略行事，但是在头600米时，大部分运动员都与我并头齐进，每当我拉开一点距离，他们便会赶上来。然后，剩下200米时，我稍稍加大了步伐，开始慢慢与其他人拉开距离。到最后150米时，我比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还要领先5码。巨大的奥林匹克体育场里的人群都为我鼓劲——我确信他们只是为我一个人鼓劲。那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15秒钟。
但是，离终点线50米时，两个身穿绿背心的身影超过了我，那是一名肯尼亚选手和一名爱尔兰选手在冲线。我暗自加劲，希望双腿能速度更快些，步伐更大些，但它们却不听使唤。突然，场内观众为跑在我前面一、两码的两个后来居上者喝彩欢呼。当时就好像我正在慢慢地向后跑。
我第3个冲过终点线，赢得一枚铜牌。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品尝到了受人瞩目的怡然乐趣。新闻媒介，单位同事，业务活动中遇到的人们，甚至街上的路人都对我投来钦羡的目光。尽管我处在极度快乐之中，但是，我非常清楚，我无法漠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输了。为了这场比赛，我付出了一切。为了那短短的1分半钟，我倾注了生命中整整1年的时间。最后还是输了。
我的时间无疑是我个人最好的东西，当我恢复训练，准备参加下一赛季的比赛时，我的时间更紧了，这开始使我变得沮丧消沉。我越来越清楚，我将永远无法超越那一次努力。即便是要接近那个成绩，也将耗去我全部的精力。
我需要时间做其他事情，我需要时间与朋友们交往，我需要一份使我非常紧张的工作，我需要一次新的挑战。
所以我退出了。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弗兰克时，原以为他会对我大发雷霆，但是，他坦然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实际上，他很支持这种想法。
“我曾见过许多许多年轻人为了田径运动，牺牲了他们的青春年华，”他说道。“出去闯闯社会，干一番实事吧。”
我心中暗自思忖，他和我一样非常清楚，我的运动生涯已经达到了极限。他不希望我为了那块永远得不到的金牌再耗费数年生命。
所以，我放弃了田径，我走上社会，争取在某种新的事业上赢得胜利，我选择了证券交易。
我快步向圆池塘跑过去，经过两三个以散步速度进行慢跑锻炼的中年人，他们跑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一条红色的塞特种猎狗朝我跑过来，不顾其主人在后面大声喝止。它在我身旁上窜下跳跑了几码，然后跑开去，跟在对着树间一只小松鼠狂吠的小猎狗后面。那小松鼠从正在一棵树下拥抱的一对人儿身上跳过去，但他们对它根本不在意。
我仍然需要跑步，每周跑三、四次，通常是沿着海德公园的外围以最快的速度跑三、四英里。我需要兴奋感，需要那种精疲力竭的受虐狂似的愉快满足感。
我想起了昨天的瑞典债券交易，当我得知我的判断正确而市场的判断错误时，心里产生了一种甜蜜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一丝微笑仍禁不住浮上了我的嘴角，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和汉密尔顿是对的。作为一个交易新手，我干得很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压力，巨大的压力，然而我成功地经受住了压力。有一阵子我曾吓得胆颤心惊，但是我终于稳住了阵脚。恐惧是兴奋活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正如一名田径运动员必须经历痛楚方能体验兴奋冲动一样，一名交易员必须感到恐惧。
我盼望着听到汉密尔顿回来时一定会对我说的话，这是我第一次获得机会向他证明我的真实能力，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我期望着他对此表示赞赏。
一群戴着黑色双层面纱和金色面具的阿拉伯女人傍晚出来散步溜达，在一起叽叽喳喳，我避开她们，向左转弯朝公园出口处跑去。在跑向我公寓住房的最后两三百码时，我加大了步伐，令人烦恼不已的疑虑始终萦绕在脑际。
我从短裤口袋里掏出楼房钥匙，胸脯剧烈地起伏不止，疲惫的肌肉上汗水淋漓，我打开门，踏过零乱的尚未打开的邮寄宣传品和赠阅报纸，走上通往二楼的楼梯。
我进了房间，迅速舒展了一下肌肉，便倒进沙发里。我注视着周围，累得一点都不想动。这是一套小巧方便的居室，一个卧室，一个起居室，一个壁龛式厨房紧连着客厅，还有一条过道。我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因为空间非常之小，我必须使它保持整洁，家具陈设简单实用，价格低廉。壁炉台上摆着精心挑选出来的我最珍爱的赛跑奖品，还有一帧我的父母倚在一面干砌墙壁上的黑白照片。他们向我微笑着，带着已经失去的二十年前的幸福感向我微笑着。
这套房子毫无奢华之处，但我喜欢它，它是一个方便合适的避风港。
我呻吟着从沙发上爬起来，肌肉僵硬，一瘸一拐地走进浴室去泡个澡。
第二天一上班，我便从卡伦的交易台上抓起每天早晨都放在那儿的《华尔街日报》。当看到股票栏里美国石膏公司的股票收盘价时，我吃惊地发现手中的报纸在微微抖动。
果然没错。11.25美元。那股票一夜之间上涨了50％多！我转身看见戴比端着一杯咖啡走进交易室。她瞥见了我正在看的那一版面。
“有什么消息？”她说。
“11.25。”我咧嘴笑着说。
“我不信！”她说着，从我手里抢过报纸。她发出一声大喊，把报纸抛向空中，惹得人人转身侧目。
“我发了！”她尖声喊道。
“没有大发，”我说。“只不过几千美元而已。”
“噢，闭嘴，你这个老守财奴，”她说。“我这就出去买些香槟来。冰箱里还有些桔子汁，许多巴克桔子汁。”我对此半信半疑，但是戈登和罗布却大声地咂咂嘴唇。甚至连杰夫也搓搓双手，准备庆贺。他高兴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一夜之间，美元终于达到了他的经济模式所显示的应该达到的指数。
15分钟后，戴比回来了，拎着一个冰桶，里面放着一瓶香槟酒。我弄不明白在一大早这个时候她上哪儿去买来这些东西的，我们从冰箱里取出玻璃杯和桔子汁，仅仅两三分钟的工夫，我们就全部在为美国石膏公司祝酒干杯了。
“我们应该每天早上都这样来一下。”罗布说，颇为欣赏地凝视着他杯子里冒起的泡泡。
“我们的大老板会大发脾气的。”戈登说。
“不可能。”戴比说。“我想象不出他会对什么事情真动肝火，顶多给我们看个冷眼和简短教训几句罢了。‘德琼股份有限公司以其职业化的服务为骄傲，而你，罗伯特，却没有以职业化的方式履行职责。’”她一本正经地学着苏格兰口音说道，倒也有几分像汉密尔顿训入时的那种典型腔调。
罗布大笑起来。“喂，你最好把那玩意儿拿走。”他指着戴比交易台上那只倒空的大酒瓶子说道。
“噢，不到吃中饭时间他不会来的。”戴比说。
“哦，我现在不能来吗？”从交易室门口传来一个沉静而很有分寸的声音，屋里顿时肃静下来，杰夫转向他那些计算机打印表页，罗布、戈登和卡伦全都散开来，回到各自的交易台上。他们就仿佛是一群调皮捣蛋，被校长逮个正着的五年级学生。
这真是荒谬可笑。我们又不是小学生，汉密尔顿也并非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