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了她戴维·巴勒特和其他人对我请求帮助的反应。“唔，我一点儿都不感到惊讶，”她答道。“这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了，你已经臭名远扬了，甚至连不认识你的人都在议论纷纷。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下子不可能有人雇用你的。”
这一击把我打得晕头转向，即便在克莱尔看来，这话说得也太生硬了，她立刻意识到了这一点。“噢，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她连忙说道。“过一两个月人们就会忘记的，你会找到工作的。”我一句话也没说。“保罗？保罗？”
我嘟哝着说了声再见，放下了电话。
原来如此，人人都在注视议论着我，在债券市场上，我不可能再找到工作了，现在找不到，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肯定。
自从戴维·巴勒特在电话里一个劲地推诿搪塞后，我便知道这事是真的，但是，我把它强压在心底。我相信只要有意志力，就一定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但是，意志力无法使人们忘记我是那个最臭名昭著的金融罪犯，一个搞内幕交易的人。
使我感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像我这样一个被人认为有小小不端行为的人竟会遭到那些人如此的蔑视，而他们自己对客户，对雇主，甚至对朋友大扯其谎，大行其骗已是家常便饭。但是，内幕交易性质就不同了，它具有传染性。那场最终导致了高风险债券市场执牛耳者迈克尔·米尔肯垮台的内幕交易的瘟疫曾在华尔街肆虐，慢慢地传染着一个个投资银行家，到最后，纽约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程度不同地感染上了，祛除疾病的办法非常简单。一旦瘟疫爆发，立即将受感染者隔离开来，并切断其与外界的接触，发生在我身上的正是这种情况。
现在这种后果让人难以接受，我想要做的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从事证券交易，做一名优秀的交易员是我的抱负。直到一个星期之前，我仍然觉得只要再努力一两年，这显然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现在已不可能。
我猜想有些人没有任何目标地活一辈子，过得也挺快活，我不是这种人。当我看准目标后，我就会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为之献身。当然，最终当我接受自己不会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800米运动员这一事实时，心里是很难受，但是，我也清醒地看到，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几乎接近了那个目标。在交易方面，我被剥夺了一个显然稳操胜券的机会，这使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是我成年生活中最糟糕的日子，我仍然往外发求职信，甚至去进行了两三次面试，但是我并不抱什么希望，我知道注定要碰壁。
很快，我的心情变得沮丧起来，那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极度沮丧，我灰心丧气到了极点，什么事也不想做。过了一两天，我连跑步也停止了，总是自我安慰说再休息一天不会有什么害处的。我试着看小说，却不能集中思想。我很多时间都消磨在床上，只是躺在那儿，睁大两眼，呆呆地出神。我在伦敦城里漫无目标地长时间地游荡。但是喧闹的交通噪音、汽车排放出来的废气和难耐的热浪弄得我精疲力竭。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从意志中汲取营养的人来说，一旦意志崩溃了，人整个儿地就衰竭了下去。
我也感到孤独寂寞。平常，我一个人独处时从来没有感到过烦心，但是，现在我渴望能有人和我说说话。一个能帮我把一切都理出头绪来的人，但是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工作中的同事几乎没人愿意和我说话。我没有勇气对这几年来结识的，星散在各处的朋友和熟人们承认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应该找他们一吐为快，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最不愿让其分担我烦恼的是我母亲。我很清楚近期内我就必须委托律师为她办理买房之事，我如何能弄到买房的钱呢？确实，在证券交易的大门已经向我关闭的情况下，我是无法找到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的。
我不去想那个问题，或者说尽量不去想。但是，这问题搁置得愈久，它就愈发折磨着我的心。让我母亲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我是有责任的；然而我对此是有心无力，一点招数也没有。
在我寂寞无奈时，思念凯茜的心潮频频涌现。当我希冀能有个说话对象时，我总是会想到她。我回想起在美国出差期间，我们之间很自然就建立起的那种相互理解，还想到了她对我生活的同情和兴趣，我需要有个人对我现在的生活感兴趣。
然后，她对我的拒绝又涌回脑际来奚落我，她责备我在毁坏她的前程，责备我粗俗地恳求她与我出外吃饭，毫无疑问，她肯定听到了关于我所做的事——不，应该说是有人认为我所做的事。她一定会十分庆幸自己避免了和我搅在一起，甚至会为有过与我相处的念头而严厉自责，与一个进行内幕交易者有联系对她向上爬毫无帮助。
星期四下午，我在观看奥斯陆世界田径锦标赛电视转播，虽然比赛气氛十分沉闷，但我还是不忍关掉电视机。当我看到800米跑金牌被我数次击败过的那个西班牙人夺得时，我再一次扪心自问，当初我为何要放弃赛跑，我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我到底为什么要去从事证券交易？然而，现在再回头参加赛跑已为时晚矣，我将永远无法恢复我以前的体形，一切都已逝去，现在，除了坐在这儿深深地懊悔以外，我是一筹莫展。
我环视着我那小小的房间，放在壁炉台上的奥林匹克铜牌在嘲笑我，天哪，房间里乱得一塌糊涂！房间很小，稍不注意就会把它弄得乱七八糟，门后角落里有一大堆要洗的脏衣物。我想，我真该把它们送到洗衣店去。不，还可以再等一天，我还有干净衣服换呢。
电话铃响了，也许是哪个招工代理机构打来的，我最近已告诉他们放弃寻找证券交易工作，而让他们代找一个信贷分析员的空缺。他们曾抱怨近来招工市场十分不景气。显然，在他们可能安置的名单上，我已从前几名降到了最后几名。我任电话铃响了10次，才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接电话。
“喂？”
“喂，是保罗吗？”凯茜的声音从电话中清晰地传来。
我的心跳开始加快，飞快涌上心头的一阵兴奋感立即又被忧郁的情绪所淹没。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思考着她对我的拒绝，我已无力再承受一次拒绝了。
“保罗，是你吗？”
我清了清嗓子，“对，对，是我。凯茜，你好吗？”我听得出来，自己的声音显得冷淡而拘谨，我并非有意用这种语气说话，但话一出口还是变成了这个样。
“听到所发生的事，我很难过。对你来说，一定是件很可怕的事。”
“是的，有一点儿。”
“关于你的离职原因，各种各样愚蠢的谣言在到处风传。”
她想干什么？对骇人听闻的细节幸灾乐祸？弄些有趣的闲话助谈？我可不会为她助兴。“是的，我想肯定是那样。”
“我说，我在想，”她有些紧张地开始说道，“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已经很长时间了，把它继续下去也许很好。”我满腹疑惑地想，把什么继续下去。“不知道你星期天下午有没有事。”
我的脉搏再度加快跳动。“没有，没有，我没事。”
“噢，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到郊外乡村散散步，我知道在奇尔特恩有个可爱的地方，只有一小时的路程。当然，要是你愿意的话。”凯茜的声音到最后轻得听不见了，她一定是鼓起勇气给我打电话的，而我却实在不领情。
“是的，我非常愿意，”我说，尽力使声音显得热情些，令我吃惊的是，居然成功了。
“那好，你何不在两点钟来我的住处接我？”她给了我她在汉普斯特德的地址。
要说我的沮丧一下子消失殆尽或许有点儿夸张，但是，毫无疑问，我已经看见了光明，看见了希望。第二天，我去一家日本银行面试，结果还算可以。星期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仔细地浏览《金融时报》，寻找招工广告和了解熟悉最新的金融消息。我揣度道，不久我就能找到工作了，所以我也许可以尽量找一份满意的工作，那是这星期开始以来一个巨大的进展。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保罗。”
我早预料到她会问这话，我们走下青草覆盖的山腰，向一条小溪走去。一群黑白花纹的荷兰奶牛从山野的另一侧看着我们，盘算着是否有力气溜达过来仔细地看看我们。最后，它们还是觉得太远了，便低下头继续吃草。前一天刚下过雨，故而空气清新如洗，在灿烂的阳光下，使人感到不像9月而更像春天。
这正是我想回避的问题，我知道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世人认为我有罪，既然我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又何必去否认它呢？保持沉默比向所有人自称清白似乎更能维护尊严。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愿在凯茜面前作出一副喊冤叫屈的样子。
在驾车去汉普斯特德凯茜的住所接她的路上，我一直忧心忡忡，我脑海里把一切有可能发生冲突的问题都想了一遍，我们之间有关她的职业生涯的争论，有关卡什，有关我未能重新找到工作的问题，还有她现在间的这个问题。我作好了思想准备去迎接一个难以对付的下午，就好像择路通过雷区似的。
但是，事情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凯茜显然很高兴见到我，我们在驱车来奇尔特恩的路上无拘无束地交谈着。我们把车停在一座古老的撒克逊教堂外面，凯茜便带我开始漫游。我们信步走过一片典型的英国乡村环境，一个村庄，一片老山毛榉树林，一个晒谷场，然后来到了向下通往一条小溪的这个小小的翠谷里。
因此，当她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便告诉了她。她仔细侧耳聆听，相信我说的一切，所以，我又对她说了许多，不仅告诉她我是如何卷进这场混乱的，而且还对她讲了过去两个星期里我的感受。这一切都很自然。话语滔滔而出，得到的是同情，是关心，我讲述着这一切，心情感到轻松了许多。我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大步流星地在穿越乡村，弄得凯茜吃力地跟上我的步伐，我们现在正悠闲地漫步在小溪旁。把一切都说出来后，上两个星期里遭受的伤害得到了抚慰，也意识到了自己过度自怜自哀的危害。
最后，感情的狂潮消歇了。“很抱歉，我说了这么多，”我说。“你很有耐心。”
“不，那没什么，”她说。“听起来这段时间你好像过得糟透了。”她走下溪岸，来到小溪旁。“我们在这儿停一会儿？我们走了一定有4英里路了，我可以玩玩水。”
她脱了鞋，挽起牛仔裤，蹚入水流湍急的小溪中，当凉丝丝的溪水漫涌到她脚踝时，她发出一声尖叫。我躺在岸上，任阳光照射在我的脸上。我眯缝着眼睛，看见她在湿漉漉的石头周围择路而行。她身穿一件白衬衫和一条旧牛仔裤，她在石头间跳来跳去，秀发吹拂到她那张晒黑的脸庞上。她身上飘逸出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满不在乎的不修边幅，我喜欢这种样子，非常喜欢，我微笑着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