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齐先生说，你与蔡特小姐最接近？”
“是的，我想此话不假。”
“你认为蔡特小姐近来情绪很低沉吗？”他问。
“不，我不这样认为。”
“没有与朋友发生什么矛盾？”
“她对我只字未提。”
“有任何工作方面的问题吗？”
我迟疑了一下。“没有，真的没有。”
“一点没有？”鲍威尔逼视着我的眼睛，他注意到了我的犹豫不决。
“嗯，她最近有点儿不快。”我告诉了他关于戴比和汉密尔顿的分歧，以及在芬斯伯里广场她与我的谈话。“不过，她还不至于为此去寻短见。”我说。
“那种事总是很难说，先生。”鲍威尔说。“令人惊奇的是，表面上情绪稳定的人常常会因为某种亲朋好友认为无足轻重的琐事而轻生。”
“不，你不知道，”我说。“她从未有过情绪低落的时候。实际上，她总是笑口常开，她热爱生活。”
鲍威尔看上去好像并未全部听进我的话，他对已合上笔记本的同事点点头，然后说道：“默里先生，谢谢你，占用你的时间了。如果我们再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一定会再予合作的，是吗？”
我点点头，随后两个警察起身离去。
那天，我总算勉强熬了过去，大约七点钟时，我关上机器回家。
我在等电梯时，汉密尔顿也来了，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在最轻松愉快的时候与汉密尔顿搭话闲聊尚且都很困难，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更不愿动脑筋找什么轻松有趣的话题与他交谈。
最后，电梯来了，我们俩走进电梯间。电梯往下降时，汉密尔顿说话了。“保罗，你现在准备做什么？”
“不做什么，回家。”我说。
“你愿意回家的路上顺便到我那儿坐坐喝一杯吗？”汉密尔顿问。
我起先没有回答，我对这邀请感到惊愕，汉密尔顿完全不是那种愿意邀请别人进行交际的人。当时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和他在一起别别扭扭地谈上半小时，但又不好拒绝。
“承蒙邀请，我非常感激。”我说。
汉密尔顿住在扼守伦敦城北入口的巴比坎地区的一幢灰色条纹的混凝土塔楼里，从办公室到那儿只需步行15分钟。我们几乎是一路无话，躲闪着来往的车辆和下班的人群。巴比坎是一个混凝土人行道和塔楼组成的迷宫，曲曲弯弯地绕着高出街道大约20英尺的伦敦古城墙和教堂。这地方令人分辨不出方向，漆在人行道上的黄线会把你引到你想去或者不想去的不同地点。这是一个毫无生气的居住区。
我们终于来到了汉密尔顿居住的塔楼，乘电梯上了顶楼，他的寓所小巧而适用。价格昂贵但并不精致的家具摆设为主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大部分功能，墙上仅有的一组画是19世纪的苏格兰教堂。墙上是应该挂一些画，但恐怕很难看见比这更阴郁的画了，我好奇地朝一间敞着门的房间看过去，只看见一张写字台。
“那是我的书房，”汉密尔顿说，“我领你进去看看。”
我们走进隔壁房间，那儿的确有一张面窗的写字台，四壁从地板到天花板排立着书架和文件柜。那间小屋里藏有数以千计的书报文件，看上去有点儿像一个大学教师的住所，只不过非常整洁干净，每一样东西都安放得井井有条，写字台上除一台计算机以外别无它物。
我飞快地扫掠了一下书架，我看见的所有书籍的书名几乎都与金融或经济有关，其中有许多书是19世纪的著作。有一个书架上的书引起了我的兴趣。上面有格莱克的《混沌理论》、鲁德的《青史众生》，甚至还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另外还有心理学、物理学、宗教和语言学方面的著作。
汉密尔顿走到我身旁。“你应该读一些这种书，那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工作。”
我迷惑不解地看着他。
“市场是什么，是价格波动，是人群间的相互作用，是竞争，是信息，是恐惧、贪婪、信念，”他继续说。“门类繁多的学科都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各门学科都可以提高你对市场行为的洞察力。”
“噢，我明白了，”我说。现在，我懂了，在汉密尔顿的心目中，物质和精神的伟大学者们都对金融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毕竟是有些作用的。
我抽出尼古拉·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这一本呢？”我指着它对汉密尔顿说。
他笑了笑。“噢，马基雅弗利懂得权力，那本书通篇都是有关权力以及如何运用权力的事，金融市场就是如此，金钱是权力，信息是权力，分析能力也是权力。”
“但他没写怎样变成一个残暴的独裁者吗？”
“噢，不，这话说得过分简单化了。当然，他相信手段能证明结局的正确。但是，尽管一位成功的君主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达到他的目的，但他将始终保持高尚品德的外表，这一点很重要。”
我看上去一脸迷惑。
汉密尔顿笑出声来。“在市场上，这意味着精明，富于想象力，但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你的声誉，记住这一点。”
“我会记住的。”我说着，把书放回书架。
“我喜欢这个房间，”汉密尔顿说着，变得轻松起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你瞧那边的景致。”
景色确实壮观，放眼远眺，可以看见从圣保罗大教堂到伦敦东区之间的一幢幢办公大楼。德琼公司的办公楼清晰可辨，对于汉密尔顿来说，每当他沉浸于市场研究之中时，那办公楼就是他灵感的源泉。
我们回到客厅里。“来点威士忌？”他问道。
“好，请来一点。”
他往两只杯子里倒了很多威士忌，然后分别兑了少量的水，他递给我一杯，我们两人坐了下来。
品了一会儿酒之后，汉密尔顿问：“你认为她是自杀吗？”他紧紧盯着我的脸端详。
我叹了一口气。“不，”我说。“不管警察怎么说，戴比决不会做出那种事来。”
“不过，她是很为自己的工作担忧，不是吗？”汉密尔顿说。“我不知道她是否对你说过，不过，在她死前不久，关于她的前途，我们是有过一次不太愉快的谈话。”
“是的，我知道，”我说。“关于那次谈话，她是告诉过我，确实使她有点儿恼火，但她很快就把它抛到脑后了。她不是那种因为一点工作上的小事就会影响她享受生活的人，我非常肯定那不是她的死因。”
汉密尔顿松了一口气。“不，她一点儿也不像那种会自杀的人，”他说，“一定是一个意外。”
一阵沉默。
“我不敢肯定，”我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在她死前不久，我见过一个人。”
“见过一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他是谁。可能是在伦敦城里工作的什么人。瘦削，35岁左右，非常健康，样子卑鄙。”
“他在干什么？你看见他对戴比干些什么了吗？”
“当时我们正准备离开。他走到她跟前，摸了摸她的乳房，然后就消失在雨夜里。过了几分钟，她也走了。”
“多么反常的事情！你没有任何反应吗？”
“戴比阻止了我，”我说，“她看上去很害怕，我没有责备她，那人好像非常怪。”
“你告诉警察了吗？”
“告诉了。”
“他们怎么认为？”
“嗯，他们记了很多笔记，他们没有谈任何具体的看法。但是，依我看，一定是他把戴比推进了河里，你不这样认为？”
汉密尔顿默坐片刻，以他习惯的沉思姿势轻轻摸着下巴。“当然像是那么回事。但是，他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缄口不言地坐了一分钟，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汉密尔顿无疑是想解开这个疑团，而我则是在思念着戴比，这是漫长的一天。
我端起威士忌一饮而尽。“我来给你再倒一杯。”汉密尔顿说。
我手中稳稳地端着第二杯酒，换了个话题。“你住在这儿多久了？”我问道。
“噢，快5年了。”汉密尔顿答道。“自从我离婚以后，上班非常方便。”
“你离过婚？我不知道。”我试探性地说道。我心中没数，关于个人问题汉密尔顿愿意交谈到什么程度，但我很好奇。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汉密尔顿工作以外的任何生活情况，但是我们大家都对此猜测不已。
“你不知道？我想你不会知道的，我不太说起这事，我有一个儿子，叫阿拉斯代尔。”他指了指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面带微笑的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在踢足球。我刚才没有注意到这张照片。这男孩长得很像汉密尔顿，但没有他那种忧郁的神色。
“你经常看见他吗？”我问。
“哦，是的，每隔一个周末见一次，”他说，“我在他母亲住处附近的珀斯郡有一幢小屋，那很有用。让他在那儿长大比生活在这个可怕的城市里要强得多，那儿风景如画，你可以爬山登高，忘掉这一切。”他指了指窗外。
我向他谈起了巴思韦特，以及我在那儿的高沼地上漫游的童年生活，汉密尔顿倾听着。对汉密尔顿谈起这些事情似乎有些奇怪，但他却显得很感兴趣，因此，我说着说着，开始感到无拘无束了。谈起远在数百英里之外，10年前生活过的一个地方，比谈起此时此地更令人愉快。
“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能留在爱丁堡，”汉密尔顿说，“我可以在那儿找个轻松的好工作，为一家保险公司管理几亿资金。”
“那你为什么没留下？”我问。
“这个，我尝试了一下，但对我不合适，”他说。“那些苏格兰资金不错，但是他们没有冒险意识。我需要扎在这儿，在风口浪尖上。”我看着他的威士忌酒杯里面。“当然，莫伊拉不喜欢我这样做，她不理解我为什么工作那么长时间，她认为在上午9点到下午5点之间我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其余时间应该呆在家里。然而，这种工作需要花费的时间远不止此，她就是不相信我。所以，我们分手了。”
“很抱歉，谈起这事。”我说。我为他感到难过，他本是个孤僻的人，现在，离开了妻子和儿子，他一定倍感孤独。当然，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义无反顾地把工作看得重于婚姻。即使这样，我依然非常同情他。我仿佛看到，10年后我自己也会处于同样的境地。我禁不住不寒而栗，我想起了我和戴比的谈话，我开始感到她的话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