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
人们开始明白了，现代工业化的进度很快，足以使我们有理由把目前时代看作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在这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所起的作用比它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大得多，也更带有自觉性。现在应用科学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可以直接看到了。而且至少对科学家说来，目⒇“对吸收新进人员以担任大学教学工作来说，在头几年的实际工资远不如今后的前景重要。所以不能做到两全其美的大学，如果把一个人在四十岁譬如说可能得到的薪金提高到可以吸引人的数字，而不是略为增加刚刚开始工作的青年大学毕业生的薪金，就会取得较好效果。”
报告中（见附录）另外发表的数字不幸也说明：如果把低级讲师的平均工作年限作为年并把教授工作年限作为年，他成为教授的或然率仅为二分之一或在实际上远小于此，所以这种“吸引力”就有点象空心萝卜。
科学所能起的作用前在技术上显然有可能使世界变得丰衣足食并使人们清闲地过日子，而且这件事并不是只有在不确定的将来才能实现。
首先，美国的例子，使人们认识到技术改革是多么重要性。在美国，这一种认识虽然很简略，但却最典型地体现在专家治国论中。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实际上，直到经济萧条时期，经济倒退和技术进展的鲜明对照才使人痛感到这种潜在可能性的真正意义。
直到Ｈ。
韦尔斯为止的老一辈科学预言家本来都把经济进展和技术进步并行不悖视为理所当然。
现在看来剧烈的经济波动可能大大影响技术进展对人类的价值，因为经济波动不但会使这种进展停止下来，而且甚至可能会使技术成果用于有害于社会的目的，特别是表现在大量失业和战争上。显然，单是在发明上取得进步是不够的，还要对经济制度采取措施。
五年计划
正当人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答案却正在苏联摊出来。苏联提出的极其全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吸引了不少对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混乱竞争感到失望的人们。不过使得比较讲求实际的人开始心服口服的，却是这个五年计划在世界经济严重萧条之际所取得的实际成功。俄国计划要应付的并且成功地克服了的阻力显然主要由于缺乏物资和有训练的人员而引起的技术困难，而不是其他国家的那种经济困难。计划生产的观念立刻开始产生吸引力。于是在萧条时期的有希望但却短命的运动行列中，除了专家治国论者之外，还有了计划经济的鼓吹者。他们想仿效苏联的成功经验，但却不打算正视苏联为了获得成功所实施的经济变革的意义。不过苏联的成功对科学家尤其有吸引力，因为它提第三章
科学和社会改造出了一个克服目前科学应用过程中难以置信的混乱状态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史
苏联的影响也在其他方面产生了作用。苏联的科学组织形式以及它用以发展科学和科学教育的相对巨大的经费向全世界显示了：终于有了这样一个科学可以发挥应有的功能的国度了，甚至深深了解苏联科学的实际缺点和落后的人也承认了这一事实。
同时在其他国家中，亟欲获悉情况的人，希望对促使科学得到这样合理的利用的思想多所了解，他们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在西欧存在了半个世纪却无人加以赏识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英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趣真正开始于年举行的国际科学史大会。
强大的俄国代表团参加了大会。
他们说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可以而且正在为理解科学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提供多么丰富的新概念和新观点。
约在此同时，在美国和法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日本，再度产生了类似的兴趣。
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第三个因素、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某些方面也是打开科学家眼界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或者更严格地说，在它出现于科学思想中心德国之前，人们都认为科学的社会功能是理想而不是必要的东西。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科学能用于为人类造福而且能适当地组织起来并得到经费，那就好了，不过大多数人见《科学处于十字路口》，克尼加版，年；书中所包含的黑森关于牛顿的文章，对英国来说，是对科学史的再估价的起点。
科学所能起的作用却怀疑为了这个可取的目标究竟是否值得花那么大的力气，还是维持现状，并尽量利用现状为好；即使科学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毕竟还没有谁去干涉它。希特勒的出现使这一切都变了。驱逐犹太科学家和自由主义科学家的事件使其他国家的最得意和处境好的科学家也突然想起，自己再也不能相信个人可以幸免于难了，而且在纳粹对国家的改造显然意味着要把科学改造为某种面目全非的东西的时候，科学本身也正处于危险之中。纳粹把生物学和社会学大加歪曲以适应作为该党宣传根据的种族理论。他们粗暴地控制着其他科学以利于备战和战争经济。
科学家的反应
英国科学家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应很不一致，殊出意料之外，只有极少数人赞成纳粹的理论。他们对种族问题和战争具有生物学上的淘汰作用一点本来就持有十分明确的观点。另外一些人，虽然一方面谴责纳粹破坏科学、特别是谴责它的反犹政策，另一面却认为他们的反应仅仅应该限于对受害者进行帮助。他们不但没有认识到这种形势需要科学家采取积极行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反而认为德国的教训是：科学家应该比以前更少过问政治和社会问题。
他们认为：科学家是否能免受政治迫害取决于他们在政治上是否能保持中立。
希尔教授在一封致《自然》杂志的信中说：
“如果科学家们要文明社会给予豁免和宽容的特权，他们就必须遵守规则。罗伯特。胡克二百七十年前就把这些规则加以概括，没有谁比他说得更好了。韦尔德从大英博物馆的胡克遗稿中记下了一段日期为年的科学和社会改造文字。这段文字也许是在皇家学会第二次章程通过后起草的。开头是这样说的：‘皇家学会的任务和目的是通过实验增进关于一切自然事物的知识并改进一切有用的技艺、制造方法、机械操作、发动机和发明（不涉及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修词学或者逻辑学），‘它接着又说：’一切为了替上帝增光、为国王添荣誉，为他的王国带来好处，并为人类普遍造福。
‘不过问伦理或政治：我认为这是文明国家让科学研究享受豁免和宽容的正常条件。我说这些话并无鄙视伦理和政治之意我感到，某些高人一等者谈到伦理和政治这类社会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事物时流露出来的那种鄙夷的态度，的确是幼稚和愚蠢得令人不能容忍。人类的伦理教师和政治管理人需要最聪明和品格最优秀的人而不是最低劣的人去充当；不过科学却应该保持超然不倚不偏的态度。这并不是由于任何自高自大感、并不是由于对大众福利漠不关心，而是以此作为一个达到学术上彻底忠实的条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感情，在作出科学判断时是完全用不着的。如果科学失去了它的学术上的忠实性和它脱离于政治而独立的性质，如果在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支配之下它同感情、宣传、广告、某些社会或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它便会完全不再具有它的普遍吸引力，它的政治豁免权也就丧失了。如果科学要继续进步，它就必须坚持保持它传统的独立地位、科学所能起的作用它就必须拒绝介入或者受制于神学、伦理学、政治学或者修词学。“《自然》杂志第页〔年〕。
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想法使人更加明确地脱离了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当人家要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联名提出某项政治性抗议时，他回答说，“我对政治完全不懂，也不想懂得政治，因为如果我置身局外，我想他们就不能对我怎么样了。”
可是对于其他的人，包括许多最活跃的和年轻的科学家们说来，效果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对政治问题比较感兴趣，并且坚决主张：科学家对法西斯主义，必须采取要末赞成要末反对的立场。布莱克特教授在他后来重新发表在《科学遭受的摧残》一书中的一篇广播稿中说：
“除非社会能利用科学，它就一定会变得反对科学。
这就意味着不再希望取得本来有可能取得的进步。资本主义正朝着这条路走下去，而这条路则通向法西斯主义。
另一条路是大规模的彻底的社会主义规划：这就是制订尽量增产的规划，而不是制订限制产量的规划。我认为可走的路就是这两条。现在有人告诉你在以后几年中人家还会对你重复一千遍还有第三条道路，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能使一切人公平地得到好处的叫做计划经济的东西。例如有人会告诉你，失业保险和房屋政策应该脱离政治，并且要客观地、科学地加以处理。仿佛这些问题并不是政治的内容！如果要再参看随后的通信，特别是Ｊ。
霍尔丹的回答以及李约瑟在《基督教和社会革命》一书中的文章（高兰克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