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科学
意大利的科学状况仅仅是今天可以在德国看到的大规模破坏过程的第一步。对德国科学的破坏，要是再继续多年，就可能成为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大悲剧之一，因为德国科学同意大利科学不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并不是说德国科学家处于发明创造的前列，而是因为德国已经担负起把全部科学加以系统化和法典化的任务，所以人类知识进展的记录大多掌握在德国人手中。已经取得的成就是湮没不了的，但是要在别的国家仓促整理出一整套科学发展的详尽彻底的记录却不是容易的事。比这更严重的也许是，这破坏了德国的科学精神、破坏了人们对耐心而精确地探索世界结构的爱好、破坏了对纯科学真理的内在价值的信仰。
德国不象意大利，它是一个工业大国。从质量上说，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国。
它的居民有一个研究学问的传统，热爱自由然而却不大有机会行使自由，所以，促成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也就相应地比在意大利更为深刻。在那里产生的那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也必然具有更为激烈和反动的性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首领是不满足于单单控制物质因素的；为了取得和保持权力，他们还必须对思想加意大利人参加一个国际科学出版物的问题有趣地说明了语言问题的人为Ｂ性质。意大利人提出的参加条件是，要末同时使用英、法、德、意四种文字，要末不用法文以保持平衡。
以控制和改造。他们不仅要征服德国人的国家，而且还要征服德国人的灵魂。纳粹夺取权力所凭借的整个理由是如此明显地不合理性、经不起科学分析，以致要维护这些理由，就只能使非理性凌驾于理性之上，并使科学批判无能为力。但是单单这一消极方面还是不够的；仅仅把显而易见的真理否定掉就会在心理上留下空白；因而就有必要去宣扬，空前猛烈地宣扬明显的谬论。不幸，特别是在德国，的确可以找到可以用来代替理性和科学的一整套信仰。
在德国的思想界，过去一直有一股神秘的非理性的暗流。事实上，理性主义本身的确是从法国输入的自由主义的舶来品，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是由纳粹的鼻祖弗雷德里克大帝输入的。从德国的神秘主义者直到十八和十九世纪的哲学家们，一直存在着把暧昧和深奥混淆起来的倾向，不过促成这种倾向的一般都是一种慈爱和驯良兼而有之的心理，特别是在国家问题上。
纳粹就抓住这种思想方式、或者不如说是不肯思想的方式，利用它来推崇种族和战争这两个孪生的观念。德国人受到自己的垄断资本家的悲惨奴役，为此要给他们以补偿。办法就是使本国垄断资本家在其他国家的对手屈从本国垄断资本家，并向德国人灌输一种思想，使他们觉得，德国人是天生优越的，只要他们愿意在这一期间服从必要的纪律、经受备战和斗争的考验，他们就注定要统治全世界。
实际上他们的所做所为就是把资本主义的物质的和经济的形式保留下来，事实上还加以强化，因为他们摧毁了工会、使雇主成为自己工厂的太上皇，同时又轻蔑地抛弃了过去用来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的理想。为了支撑资本主义，他们不得不抛弃过去用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自由主义理论。他们不得不走得更远一些，公开抛弃了自从人们鉴于几个大帝国的出现第一次提出以来就一直存在在世界上的两个理想：博爱和个人尊严。
为了保障少数人贪得无餍的利润和追求权力的欲望，他们不得不把不仅显然构成自由社会的基础而且显然也构成基督教社会的基础的价值标准倒置过来。
代之而起的血统和国土的理想根本毫无科学根据，所以他们就有必要对科学进行歪曲，以便找到根据。我们应该承认：人们在过去和今天公认为科学真理的东西大多是科学家们自己从他们的文化环境中得来的不合理性的偏见。不过科学的整个进步就在于觉察和驳斥这些偏见。地球转动现象和物种起源的发现就是理性和实践战胜感觉的重要事例。想要颠倒这个过程，而且以罗马的神学院和大学神圣联合会秘书在年月日写给包德里雅Ｂ红衣主教的信中，列出了要求教师加以驳斥的八点谬论：。
人类种族由于天生的和不可改变的特性而彼此大不相同，最卑贱的种族和最高贵的种族之间的距离要比最卑贱的种族和最高等的动物之间的距离还要大……
有必要用一切手段来保存并培育种族的活力和血统的纯粹：单单由于这个原故，一切可以促成这种结果的事情都是可以赞许和容许的……人类的一切智能和德性主要都来自血统；血统是种族特性的寓所……
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种族特性，启发人们把自己的种族看作是一种至善并对它产生炽烈的热爱……宗教本身有赖于种族法则而且必须适应这个法则……一切法律制度的第一源泉和最高法则是种族本能……
宇宙是唯一的存在，它本身是有生命的存在物，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都只是这个宇宙的各种不同的和多变的形式……
每一个人都仅仅通过国家而存在，并且仅仅是为国家而存在。
他所以拥有他所拥有的一切仅仅是靠了国家的施舍。
０国家的名义要求恢复旧的偏见以取代新的发现，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任何一批科学家接受这个指令就等于签署自己的处决令。然而这正是纳粹强迫德国科学家做的事。残留下来的正直看法一定是秘密的而且是反纳粹性质的，它经常有被秘密警察的活动扑灭的危险。纳粹要赢得科学家的忠诚或者至少赢得其服从显然不是很困难的事实上要比取得教会的拥护容易得多。这主要应归咎于科学家的性格及其所受的训练；他们过分专心工作、过分从属于国家和工业机器、带有过多的很容易灌输的爱国思想。而且，由于纳粹把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挑选出来作为攻击目标，他们就被人巧妙地分化了。
Ｒ。
Ａ。
布雷迪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精神和结构》讨论了纳粹为什么能Ｂ够很容易地迫使德国科学家就范：“当纳粹接管德国政治机构时，纳粹所看到的德国科学界的一般状况就是这样。
年的研究界和科学界的实际情况颇能适应他们要把一切领域中的思想、组织和活动统一起来的纲领。
因此，就范围和方法而言，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他们只不过是利用已经存在的趋势，坚决要求在研究和实践的各个领域之间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工作联系，并把一切活动加以统筹，使之适应纳粹国家的目标而已。
不过假如这种‘统筹’真是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这种统筹似乎直接违反科学界本身的技术、衡量标准和意愿科学家为什么不集体反抗呢？
答案在于：在牵涉到科学知识的社会应用的时候，在问题超出他的狭窄工作范围的时候，典型……
的科学家，不论是由于他所受的训练的缘故也好，还是由于他的职业的缘故也好，并不比普通最无知的门外汉更愿意坚持科学法则和科学分析方法。
而且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随时准备把‘老百姓’和有组织的劳工的利益看作是自己利益的科学家和学者寥寥无几。维布伦以为，工程师和科学家对工艺和效率的兴趣，即令不是必然地、也会自然而然地使他们同工人的兴趣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和改善生活水平结合起来。
这是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所发表过的最天真的想法之一。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资本主义国家中任何所谓的‘工程师苏维埃’会比最保守的企业家俱乐部进步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