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壬戌（公元一八六二年）
七月，抚军左札来，着余赴宁波筹饷。是时，宁绍台道已放史士良，士良亦有信来，请余同往宁波。士良先由江西至安庆，余亦随至安庆，具履历，见曾中堂。中堂见余履历，告赵蔗泉曰：浙江二次失守，于段镜湖无关，余前不知也。居安庆数日，同史士良赴九江，搭轮船先至上海。时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史士良往拜各绅，皆不肯见面，亦不敢回拜。余谓宁绍人曰：诸君不愿还乡乎？史士良新放宁绍台道，何可置之不理也。宁波人知余要同史士良劝捐，皆曰：他人不知，大人岂不知我宁波人苦况。现在家室全无，即欲劝捐，非我宁绍人不思报効，但款项从何而出？诸人皆叹，有泣者。余对诸人言曰：若言宁绍苦况，我先欲泣，昔日贼踞南京，浙江供应军饷多取之宁绍，此时我等只思保住南京大营，则浙江可守，故每年一次宁绍捐款不下数十万。当日浙江巡抚黄，与大营向军门约，浙江每年供大营军饷，每月六万，每年七十二万，如浙江有急，大营必分兵救之。后浙江咸丰十年贼来，大营救之不及，以致浙江不守，是我等劝捐之人，已无以对宁绍士民矣。迨王抚军来浙江，我又戴罪赴宁波劝捐，数月之间，捐至六、七十万。此时宁绍之人，已觉身无完肤，乃捐甫解省，贼又复来，是我劝捐之人，罪能更仆数哉。今诸君因地方失守，大家带同老幼避乱于夷场之内，我犹欲向诸君劝捐，岂惟诸君之痛心，我尤念之而更难为情矣。余言及此，一时伤感于衷，不觉放声大哭。久之，相对无语。余曰；春间我在开化见抚军，亦言及浙江百姓，相与流涕。抚军以湖南人来为浙江剿贼，其念民苦而流涕者，亦知筹饷之难。
知筹饷之难，而不能不筹饷者，不能不剿贼也。浙江当两次失守之后，何以知贼必可剿？我前目击楚军亲自担水，亲自炊锅，略无兵勇习气，此乃节制之兵，不比前有用之饷，徒供无用之兵也。且皇上驾崩热河，幼主登极，太后亲政，气象一新，居然仍归北京；肃顺弟兄跋扈，居然俯首就刑；其余不法之臣，亦皆自赴京师，俛首听勘，是本朝气运尚未衰也。我等皆本朝士庶，眼前就同勉供军饷，转瞬共享太平，亦意中事也。诸人齐声应曰：谨如所命。但目下从何下手？余曰：只要大众齐心，自然另有生法。自是，人有拜史士良者，乃与各绅商议，借宁波会馆之在上海者，邀集宁波绅衿殷户，至会馆议捐。宁绍之在上海为商为贾，除捐江苏厘金外，再捐本省军饷；其殷户之现居上海者，即在上海捐局书捐；其殷户之已归里者，皆赴宁绍台道衙门书捐。事已议定，史士良赴任，又邀余同往宁波。杨憇棠乃将自备轮船送史道赴任，余亦同坐船，驶入海中，忽然遇风，虽轮船亦颠播波浪之中，余一时头昏目眩口吐，遂宿夷目舱内。次日，抵宁波，余住顾阆风宅以作公馆。是时，贼居省城，绍兴亦为贼窟，宁波虽复，亦是孤城，所以一面筹饷，一面招勇。史道又向余求带勇之官，余乃保一杨姓武官，曾随余当过营中差使者。不数日，集勇五百名，由史道下札委之，将勇册造就，带勇进城，请史道同余点阅，由西门进宁波。本地守城兵勇，将杨新招之勇拦住不许入城，并扯碎杨弁衣服、花翎、靴帽。问是何故，皆云：所招之勇，尽是前日「长毛」，并杨亦是「长毛」头子。人来告余，余谓：日前贼至宁波，勇中未必无乘机掠抢者，若说杨是「长毛」，无乃言之失实。宁波人皆曰：杨乃段大人所举，何乃说是「长毛」。
史士良亦以拦者为不是，勇乃于是招定。一日坐公馆中，东阳侍郎李春皋至。李名芳，曾分己丑会试房官，故太邑李国〈木巳〉乃其门生也。前年，余至东阳，春皋犹备席请余。衣白布长衫，足下并无长袜。余惊问：大人何以至是？乃告以被难情形，闻宁波现已收复，特来避难，现居江北岸店中。与余共叙各人近日景况，坐久告辞。余送之出大门，忽遇史士良至。春皋与士良向不认识，春皋既去，余回馆与士良坐谈，问余送何人？余悉告之，且曰：彼告老归家，尚可粗安，今遭贼掠如此，亦太苦矣。士良沈吟良久，谓余曰：镜翁明日见面时，只问春皋先生，前分会房，房中有安徽太湖姓李者乎？若是，则是我太老师矣。余曰：莫非尚遇救星。士良与余商量筹饷兵事毕，亦回署。次日，余往江北岸拜李春皋；春皋适不在店中，只有其子在焉，貌却不扬，言语伶俐。余问曰：令尊大人曾分过会房，房中曾中太湖姓李名国〈木巳〉乎？答曰：不差。余告之曰：现任道台史士良，乃李国〈木巳〉会房门生，尔令尊大人，是史士良太老师，尔转告之尊大人。余去矣。
余于宁波捐务定后，仍回上海劝捐，即在夷场租房子一处，贴劝捐捐条子，夷人不肯。宁波人之在上海交易者，多与夷人交好，谓夷人曰：段大人深得宁波民心，故上宪特请段大人来劝宁波捐；公馆之设在上海者，亦是我宁波人情愿，亦只劝我宁波人捐，外国人无须管此事也。余于是又居上海劝捐矣。上海生意，宁波人甚多。是时东南大局，又只在上海一丸之地。江苏浙江两省军务，皆须筹饷于斯。上海又是江苏所辖地方，于此筹饷，岂不为江苏所忮？幸宁波人皆顾本省公事，故帮余者甚多，或分设委员，或邀集绅董，不数月而捐又办成。间有一二进出大宗，经余与宁波人设法办成；江苏地方官见其利甚巨，从中阻挠，实欲夺之，余亦不与之争，而宁波人乃止而不办。可见取利于民，要出自人家情愿也。
绍兴张广川，其先人亦以生意起家者也，至广川时，而财名愈大。杭州胡墉，以市侩而夤缘省城上宪，故绍兴一府捐款，其解省银两，非胡墉经手，则省局不收。张广川以本城殷户，绍兴之开店铺者多行其资本。胡墉手下走狗亏欠绍兴人洋蚨二十余万，胡墉心不能平，欺诳省中大宪，谓绍城洋钱极多，一时下札着绍兴府，即在张广川店中先提洋蚨十万。绍兴人乃与胡墉说和，其走狗所亏之洋，亦情愿不要。胡墉又娶绍兴一孀妇为妾，绍兴人愈不服胡墉。绍兴失守，署府廖子成死，胡墉又使子成之侄在湖南省具禀，谓子成之死，由张广川邀集乱民戕害。京城有旨，着浙江巡抚查问。左抚军亦明知张广川无罪，然乐得藉此派捐。知张广川现住上海，行文到上海，要张广川赴行营听候查办。绍兴人心愈不平。余谓绍人：徒袖手旁观，心虽不平，于张广川何补。目下绍兴犹陷贼中，抚军已向绍兴众人筹饷。若云廖太守死由张广川鸣锣集众，此事乃余所目击，一人鸣锣前行，后面跟着者数百人，口中乱叫，要杀「长毛」头子；余问：「长毛」头子是谁？答曰：本府。后众人将本府围住，尚有王都堂与余在旁边解劝，是鸣锣明明有人，于张广川何干？
尔等皆绍兴人，戕官人众，即不能全知姓名，而鸣锣为首之人，岂有不知，何不代张广川一为分辩？绍兴绅士共十人，公具一禀上左抚军。绅士有谢姓一人，由翰林散馆归里，作宁波府学教官；绍兴人具公禀，以谢名居首。抚军批禀有廖太守尽忠为绍兴殉难，尔等不知感激，乃反庇护一倡乱之人；谢教官亦有官守，宁波失城，到底亦当查办否？绍兴人愈加着慌。余问绍兴人曰：尔等具禀，何以致词？皆曰：总以张广川平日本是安分，戕官并无其事。余曰：此系奉旨查办之案，鸣锣戕官，实系尔绍城中事，尔等禀中不指明鸣锣之人，其能为张广川辩乎？刻下绍城尚为贼踞，将鸣锣者姓名指出，抚军其如此人何？况此等平空造乱之人，大众亦不必为之回护也。现在湖南有一郭云仙，由翰林院编修在军营中办事，李中丞来署江苏巡抚，曾中堂使随李中丞来，前日在中丞处席上，亦曾言及此事，我已将原委说明，云仙一一知之；但其捐款，非十万银子不可。皆曰：广川虽富，家破之后，十万捐款尚可勉强。后经余调和，乃捐洋十万元，挽郭云仙写信于左抚军，张广川于是免罪。胡墉之遇事倾人，真可畏哉！
九月，贼在上海境上，李中丞亲自督战；有夷兵助战，贼却。自是官军稍长，李中丞实授江苏巡抚。遂连复太仓等处城池。官军进逼苏州城外。
十月，克复江苏省城。城未下时，李中丞船抵苏州河中，贼首数人，出城请降，遂至中丞舟中，中丞许之降，因而杀之，遂入苏州城，数日乃定。中丞娶赵氏夫人于苏州城中。是年，中丞胞兄李小荃已任广东布政，喆儿时官广东，赵岵存有女未字，常与喆儿家眷来往，李中丞元配病故，其太夫人每欲为中丞再娶，小荃告知喆儿寄信于余，嘱余向中丞作媒，小荃亦有信通知中丞，故中丞见余，先告以太夫人之意，余亦从中赞成。
十一月，至腊底，共计各项捐款有四十万之数，遂在上海公馆中度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