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川喜学欧文，尝选欧文曰《欧阳文粹》，其序极与欧文相类，然他文却不尽似之。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原不必字摹句拟，类于执迹以求履宪也。
陈同甫《上孝宗皇帝书》贬驳道学，至谓“今世之儒士，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而其自跋《中兴论》，复言“一日读《杨龟山语录》，谓‘人住得然后可以有为，才智之士非有学力却住不得’，不觉恍然自失。”可见同甫之所驳者，乃无实之人，非龟山一流也。
陈同甫文，针砭时弊，指画形势，自非绌于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书》及《中兴五论》之类是也。特其意思挥霍，气象张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烦持久。试观赵营平、诸葛武侯之论事，何尝挥霍张大如此！
陆象山文，《隐居通议》称其《王荆公祠堂记》，又称其《与杨守书》及《与徐子宜侍郎书》，且各系以评语。余谓陆文得《孟子》之实，不容意为去取，亦未易评，评之须如其《语录》中所谓“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几焉。
后世学子书者，不求诸本领，专尚难字棘句，此乃大误。欲为此体，须是神明过人，穷极精奥，斯能托寓万物，因浅见深，非光不足而强照者所可与也。唐、宋以前，盖难备论。《郁离子》最为晚出，虽体不尽纯，意理颇有实用。
儒学、史学、玄学、文学，见《宋书·雷次宗传》。大抵儒学本《礼》，荀子是也；史学本《书》与《春秋》，马迁是也；玄学本《易》，庄子是也；文学本《诗》，屈原是也。后世作者，取涂弗越此矣。
《孔丛子》：“宰我问：‘君子尚辞乎？’孔子曰：‘君子以理为尚。’”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昌黎虽尝谓“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而必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陆士衡《文赋》曰：“理扶质以立干。”刘彦和《文心雕龙》曰：“精理为文。”然则舍理而论文辞者，奚取焉？
文无论奇正，皆取明理。试观文孰奇于《庄子》，而陈君举谓其“凭虚而有理致”，况正于《庄子》者乎？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
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讲笔法。不然，离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适用而不朽乎？
扬子《法言》曰：“事辞称则经。”余谓不但事当称乎辞而已，义尤欲称也。观《孟子》“其事则齐桓、晋文”数语可见。
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尽，则其文确凿不可磨灭，如《考工记》是也。《梁书·萧子云传》载其“着《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法，不尽意，遂不能成。”此亦见实事求是之意。
《易·系传》谓“易其心而后语”，扬子云谓“言为心声”，可知言语亦心学也。况文之为物，尤言语之精者乎？
志者，文之总持。文不同而志则一。犹鼓琴者，声虽改而操不变也。善夫陶渊明之言曰：“常着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或问渊明所谓“示己志”者，“己志”其有以别于人乎？曰：只是称心而言耳。使必以异人为尚，岂天下之大，千古之远，绝无同己者哉？
“圣人之情见乎辞”，为作《易》言也。作者情生文，斯读者文生情。《易》教之神，神以此也。使情不称文，岂惟人之难感，在己先不诚无物矣。
《文赋》：“意司契而为匠。”文之宜尚意明矣。推而上之，圣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正以意无穷也。
《庄子》曰：“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施。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是知意之所以贵者，非徒然也。为文者苟不知贵意，何论意之所随者乎？
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
“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此以气论辞之始。至昌黎《与李翊书》、柳州《与韦中立书》，皆论及于气，而韩以气归之于养，立言较有本原。
自《典论·论文》以及韩、柳，俱重一“气”字。余谓文气当如《乐记》二语，曰：“刚气不怒，柔气不慑。”文贵备四时之气。然气之纯驳厚薄，尤须审辨。
韩昌黎《送陈秀才彤序》云：“文所以为理耳。”《答李翊书》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鉴》曰：“臣闻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养，而教无异习。故其气之盛也，如水载物，小大无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烛照物，幽隐无不通。”意盖悉本昌黎。
文要与元气相合，戒与尽气相寻。翕聚、偾张，其大较矣。
《孔丛子》曰：“平原君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扬子曰：“事辞称则经。”韩昌黎则曰：“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此“辞”字，大抵已包理事于其中。不然，得无如荀子所谓“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者乎？
辞之患不外过与不及。《易·系传》曰：“其辞文”，无不及也。《曲礼》曰：“不辞费”，无太过也。文中用字，在当不在奇。如宋子京好用奇字，亦一癖也。
文，辞也；质，亦辞也。博，辞也；约，亦辞也。质，其如《易》所谓“正言断辞”乎？约，其如《书》所谓“辞尚体要”乎？
言辞者必兼及音节，音节不外谐与拗。浅者但知谐之是取，不知当拗而拗，拗亦谐也；不当谐而谐，谐亦拗也。
“书法”二字见《左传》，为文家言法之始；《庄子·寓言》篇曰：“言而当法”；晁公武称陈寿《三国志》“高简有法”；韩昌黎谓“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悉有法度可观”；欧阳永叔称尹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具见法之宜讲。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阖一辟谓之变。然则文法之变，可知已矣。
兵形象水，文脉亦然。水之发源、波澜、归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终，不已备乎？
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长篇之法，不外“尽而不污。”
《文心雕龙》谓“贯一为拯乱之药”，余谓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唐僧皎然论诗所谓“抛针掷线也。”
章法不难于续而难于断。先秦文善断，所以高不易攀。然“抛针掷线”，全靠眼光不走；“注坡蓦涧”，全仗缰辔在手。明断，正取暗续也。
文章之道，斡旋驱遣，全仗乎笔。笔为性情，墨为形质。使墨之从笔，如云涛之从风，斯无施不可矣。
一语为千万语所托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然此一语正不在大声以色，盖往往有以轻运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