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调有疾徐，韵有疏数。大抵徐疏在前，疾数在后者，常也；若变者，又当心知其意焉。古题乐府要超，新题乐府要稳。如太白可谓超，香山可谓稳。
杂言歌行，音节似乎无定，而实有不可易者存。盖歌行皆乐府支流，乐不离乎本宫，本宫之中，又有自然先后也。赋不歌而诵，乐府歌而不诵，诗兼歌、诵而以时出之。
诗，一种是歌，“君子作歌”是也；一种是诵，“吉甫作诵”是也。《楚辞》有《九歌》与《惜诵》，其音节可辨而知。
《九歌》，歌也；《九章》，诵也。诗如少陵近《九章》，太白近《九歌》。诵显而歌微。故长篇诵，短篇歌；叙事诵，抒情歌。
诗以意法胜者宜诵，以声情胜者宜歌。古人之诗，疑若千支万派，然曾有出于歌、诵外者乎？
文有文律。陆机《文赋》所谓“普辞条与文律”是也。杜诗云：“晚节渐于诗律细。”使将诗律“律”字解作五律、七律之“律”，则文律又何解乎？大抵只是以法为律耳。
诗之局势非前张后歙，则前歙后张。古体、律、绝，无以异也。
诗以离合为跌宕，故莫善于用远合近离。近离者，以离开上句之意为接也。离后复转，而与未离之前相合，即远合也。
篇意前后摩荡，则精神自出。如《豳风·东山》诗，种种景物，种种情思，其摩荡祗在“徂”、“归”二字耳。
问短篇所尚，曰：“咫尺应须论万里。”问长篇所尚，曰：“万斛之舟行若风。”二句皆杜诗，而杜之长、短篇即如之。杜诗又云：“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其意亦可相通相足。
长篇宜横铺，不然则力单；短篇宜纡折，不然则味薄。
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用之长篇，此如黄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也。然即短至绝句，亦未尝无尺水兴波之法。
长篇以叙事，短篇以写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诵。此皆题实司之，非人所能与。
伏应、提顿、转接、藏见、倒顺、绾插、浅深、离合诸法，篇中、段中、联中、句中均有取焉。然非浑然无迹，未善也。
少陵《寄高达夫》诗云：“佳句法如何？”可见句之宜有法矣。然欲定句法，其消息未有不从章法、篇法来者。
“河水清且涟”，“间关车之牵”，皆是五言，且皆是上二字下三字句法，而意有顺倒之不同。
诗无论五、七言及句法倒顺，总须将上半句与下半句比权量力，使足相当。不然，头空足弱，无一可者。
炼篇、炼章、炼句、炼字，总之所贵乎炼者，是往活处炼，非往死处炼也。夫活，亦在乎认取诗眼而已。
诗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数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数句为眼者，有以一句为眼者，有以一、二字为眼者。
冷句中有热字，热句中有冷字；情句中有景字，景句中有情字。诗要细筋入骨，必由善用此字得之。
诗有双关字，有偏举字。如陶诗“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云”、“鸟”、“水”、“鱼”是偏举，“高”、“游”是双关。遍举，举物也；双关，关已也。
问韵之相通与不相通以何为凭？曰：凭古。古通者，吾亦通之。《毛诗》，《楚辞》，汉、魏六朝诗，杜、韩诸大家诗，以及他古书中有韵之文，皆其准验也。
辨得平声韵之相通与不相通，斯上声、去声之通不通因之而定。东、冬、江通，则董、肿、讲通矣，送、宋、绛亦通矣。推之：支、微、齐、佳、灰通，则纸、尾、荠、蟹、贿通，寘、未、霁、泰、卦、队通。鱼、虞通，则语、麌通，御、遇通。真、文、元、寒、删、先通，则轸、吻、阮、旱、纮、铣通，震、问、愿、翰、谏、霰通。萧、肴、豪通，则筿、巧、皓通，啸、效、号通。歌、麻通，则哿、马通，个、飐通。庚、青、蒸通，则梗、迥通，敬、径通。侵、覃、盐、咸通，则寝、感、俭、豏通，沁、勘、艳、陷通。阳无通，则养亦无通，漾亦无通。尤无通，则有亦无通，宥亦无通。
入声韵之通不通，亦于平声定之。东、冬、江通，则屋、沃、觉通。真、文、元、寒、删、先通，则质、物、月、曷、黠、屑通。庚、青、蒸通，则陌、锡、职通。侵、覃、盐、咸通，则缉、合、叶、洽通。阳无通，则药亦无通。
论诗者或谓炼格不如炼意，或谓炼意不如炼格。惟姜白石《诗说》为得之，曰：“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
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故余论文旨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论诗旨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诗之所贵于言志者，须是以直、温、宽、栗为本。不然，则其为志也荒矣。如《乐记》所谓“乔志”、“溺志”是也。“诗之言持”，莫先于内持其志，而外持风化从之。
古人因志而有诗，后人先去作诗，却推究到诗不可以徒作，因将志入里来，已是倒做了，况无与于志者乎？
《文心雕龙》云：“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钟嵘《诗品》云：“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刘越石仗清刚之气。”余谓“志”、“旨”、“才”、“气”，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实此四字，诗家不可缺一也。
“思无邪”，“思”字中境界无尽，惟所归则一耳。严沧浪《诗话》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似有得于此意。
雅人有深致，风人、骚人亦各有深致。后人能有其致，则《风》《雅》《骚》不必在古矣。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过曰“春往冬来”耳，有何意味？然“黍稷方华，雨雪载涂”，与此又似同而异，须索解人。
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弟之性。”余谓孝弟之性，乃其所以温雅也；二而言之，安仁于是为不知诗矣。
谢灵运诗：“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下句意须离不得上句，不然，是名教外别有所谓神理矣。
不发乎情，即非礼义，故诗要有乐有哀；发乎情，未必即礼义，故诗要哀乐中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