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香山《与元微之书》曰：“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余谓诗莫贵于知道，观香山之言，可见其或出或处，道无不在。
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颂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
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
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其后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较无窠臼与？
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缋，实死灰耳。李义山却是绚中有素，敖器之谓其“绮密环研，要非适用”，岂尽然哉？至或因其《韩碑》一篇，遂疑气骨与退之无二，则又非其质矣。
宋王元之诗自谓乐天后进，杨大年、刘子仪学义山为西昆体，格虽不高，五代以来，未能有其安雅。
东坡谓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然试以欧诗观之，虽曰似李，其刻意形容处，实于韩为逼近耳。
欧阳永叔出于昌黎，梅圣俞出于东野。欧之推梅不遗余力，与昌黎推东野略同。
圣俞诗深微难识。即观欧阳公云：“知圣俞者莫如修，常问圣俞生平所最好句，圣俞所自负者，皆修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极赏。”是其苦心孤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况肯徇常人意乎？
梅、苏并称，梅诗幽淡极矣，然幽中有隽，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见便击节。然雄快不足以尽苏，犹幽淡不足以尽梅也。
王荆公诗学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热肠，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学韩，同而未尝不异也。
东坡诗打通后壁说话，其精微超旷，真足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
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及善用翻案耳。
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以辩才三昧而为韵言，固宜其舌底澜翻如是。
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南华》《华严》最长于此。东坡古诗惯用其法。
陶诗醇厚，东坡和之以清劲。如宫商之奏，各自为宫，其美正复不相掩也。
东坡《题与可画竹》云：“无穷出清新。”余谓此句可为坡诗评语，岂偶借与可以自寓耶？杜于李亦以“清新”相目。诗家“清新”二字均非易得，元遗山于坡诗，何乃以“新”讥之！
东坡、放翁两家诗，皆有豪有旷。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东坡虽为诗，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
退之诗豪多于旷，东坡诗旷多于豪。豪旷非中和之则，然贤者亦多出入于其中，以其与龊龊之肠胃，固远绝也。
遇他人以为极艰极苦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胜，此韩、苏两家诗意所同。东坡诗，意颓放而语遒警。颓放过于太白，遒警亚于昌黎。太白长于风，少陵长于骨，昌黎长于质，东坡长于趣。
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
山谷诗未能若东坡之行所无事，然能于诗家因袭语漱涤务尽，以归独得，乃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矣。
山谷诗取过火一路，妙能出之以深隽，所以露中有含，透中有皱，令人一见可喜，久读愈有致也。
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者，唐则子美，宋则苏、黄。要其胸中具有炉锤，不是金银铜铁强令混合也。
唐诗以情韵气格胜，宋苏、黄皆以意胜。惟彼胸襟与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伤浑雅焉。陈言务去，杜诗与韩文同。黄山谷、陈后山诸公学杜在此。
杜诗雄健而兼虚浑，宋西江名家学杜几于瘦硬通神，然于水深林茂之气象则远矣。
西昆体贵富实贵清，襞积非所尚也；西江体贵清实贵富，寒寂非所尚也。
西昆体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灭其质也。质文不可偏胜。西江之矫西昆，浸而愈甚，宜乎复诒口实与！
西江名家，好处在锻炼而归于自然。放翁本学西江者，其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平昔锻炼之功，可于言外想见。
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观其《斋中弄笔诗》云：“诗虽苦思未名家”，虽自谦，实自命也。诗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白香山、陆放翁擅场在此。
朱子《感兴诗》二十篇，高峻寥旷，不在陈射洪下。盖惟有理趣而无理障，是以至为难得。
婴孩始言，唯“俞”而已，渐乃由一字以至多字。字少者含蓄，字多者发扬也。是则五言、七言，消息自有别矣。
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骚》。《骚》虽出于《三百篇》而境界一新，盖醇实环奇，分数较有多寡也。
五言质，七言文；五言亲，七言尊。几见田家诗而多作七言者乎？几见骨肉间而多作七言者乎？
五言与七言因乎情境，如《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平淡天真，于五言宜；《宁戚歌》“沧浪之水白石粲”，豪荡感激，于七言宜。
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挥霍。安恬者，前莫如陶靖节，后莫如韦左司；挥霍者，前莫如鲍明远，后莫如李太白。五言要如山立时行，七言要如鼓轩舞。
五言无闲字易，有余味难；七言有余味易，无闲字难。
七言于五言，或较易，亦或较难；或较便，亦或较累。盖善为者如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