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节就职之三总统
民国以来，有三总统于国庆日就职，曰袁世凯、曰徐世昌、曰曹锟。袁为叛国罪人，其心目中不知有民国，更何知所谓国庆？而所以必择是日就任总统者，盖以国庆，各国使节例必进贺，果是日兼举行第一任总统就任典礼，不特为无上光荣，且亦足以增加其国际之声望。故袁在十月以前，即极力促成总统选举，国会既徇其意，先行制定宪法一部分之大总统选举法而公布之，及至国会选举总统之日，犹恐不能获得法定票数，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军警假装公民团，包围国会，威胁议员，求达其当选之目的。闻袁事前曾向人表示，民国成立，瞬届一年，若正式总统尚未能选出，恐将影响及国际承认问题，予个人固无关系，如国家前途何？此足见二年之十月十日，实袁所视为最重要之一日，而不容不极力争取者也。
第一任总统既以二年十月十日就职，则因任期关系，第二任以下总统其就职日期，亦必为某年十月十日，本属当然之事，毫不足怪。惟我国政治情形，至为复杂，十余年间，总统问题层见迭出，其时实力派及一班政客又均以法律迁就政治，牵强比附，不计及他，而机缘凑合，竟使每届选出之总统，皆恰于是年十月十日就职，是则可异而堪以一述者也。袁世凯既背叛民国，帝制自为，即不死，亦已丧失大总统资格，依大总统选举法规定，自应由副总统继任。不幸当时副总统黎元洪亦在附逆之列（其理由前已述及），以法律言，自不能使其继位，而应另开总统选举会选举总统。果尔则新选出之总统，其就职日期必不为是年之十月十日，可以断言。乃当时因图政治利便，各方对黎均无异言，国会议员遂宣言：“现在黎大总统继任，实根据民国二年十月国会所制定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之规定，应承继本任总统之任期，至民国七年十月为止。”盖依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于民国二年十月就任总统，其任期应至七年十月始届满也。
黎既继袁，国会遂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其后黎又因解散国会，引起复辟事变而去职，冯乃又继黎，本应至黎所余之任期届满为止（即七年十月十日），不生疑问。乃冯、段执政，忽主张改造国会，其理由以“中华民国已为张勋复辟灭亡，今仿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既认中华民国为已经灭亡，则民国以来，所颁布之法律自亦随之失效，冯之大总统地位，且无所依据以取得，更何论于任期问题！然当时秉政柄者，仍为图政治上之利便，仅以民国中断为改造国会理由，而一切法令则悉仍旧贯。于是冯之任期，仍至黎所余任期为止，由新国会举徐世昌为总统，徐遂亦于七年十月十日就职矣。
及皖、奉相继失败，直系独握大权，以欲使己系领袖膺总统，非先驱徐废弃安福国会不可。乃又假恢复法统之美名，主张由黎复位，重行召集旧国会。然黎既于六年宣告离职，请冯继位，且已至黎所余之任期为止，则黎果依何法得以重登总统宝座？于是有谓袁于称帝时即已丧失总统资格，而黎之继袁则自袁死亡之日始，故黎任期应补足一百六十余日，即自洪宪改元至袁死之日止者；有谓袁在任期间，在法律上无效，故黎任期尚有一年三个月者；又有谓黎任期应由修改约法，旧约法失效之日起算，须至民国十四年九月始满者；但亦有置法律不谈，而主张黎只能为事实上总统，即国会亦只能为事实上国会者。凡此皆属有为而发，适成为政治上之投机论而已。其实直系之拥黎复位，一方藉之以驱徐，一方亦利用其任期之短促，故愈主张延长黎之任期，不啻转以促黎之去位，因黎之恋栈及附黎者为之张目，终使直系迫不及待，而扮演逼宫夺印之丑剧。于是公行贿赂，由国会选曹锟为总统，而曹亦适于十二年十月十日就职矣。
总之所谓三总统者，其选出既皆予人以非议，徒种祸乱之根源，而所用手段，或出威胁，或由行贿（徐表面上虽似无此二者，然当日安福系议员于岁费外，均领有相当津贴费，俾便该系指挥投票，不可谓非间接变相贿选），令人回忆其就职之日，仿佛犹觉刀光围绕，铜臭薰天。以国庆日之庄严璨烂，乃竟着此污点，袁、徐、曹固不足责，而当日昧于远见，及曲解法律以图取便之政客，自亦不能辞其咎也。
国会之双包案
自庄周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之语，于是世人多误以社会为无真是真非，遇事之有利于己者，辄强词主张以求幸胜，而天下遂愈多事矣。如民国八年之发生所谓国会双包案，亦其例也。
忆当民六段（瑞祺）内阁废弃旧国会，依据其所颁布之新国会议员选举法，另行选举参、众两院议员，因而旧国会之一部分议员，乃奔赴广州，自行集会。计当时南下者，仅有政学会、益友社、政余俱乐部、民友社（皆属国民党）四派议员，他如研究系等则均不之应，致难获法定人数，只称为“非常国会”。虽明知未能正式行使职权，作用究属不大，终以无法补充人数，不得不暂维现状。直至七年六月，以迫于时势之需要，乃决定继续第二届常会会期，开正式国会，将不到会议员除名，以候补议员递补。使此方法果属圆满可行，何至迟至一年之久，方始援用？盖依院法，议员于开会一个月后尚未到院者，得经议决，予以除名。然第二届常会曾经在北京开会，其未南下议员均已到院报到，自不能于同一会期中，强引此项法条，加以除名之处分。且即欲除名，亦须经议决程序，今到会议员既未达过半数以上，则所谓议决自亦不能成立。故除名递补之举，于法殊欠根据，此亦为当日非常国会议员之所自知，徒以事势所驱，不得不牵强比附，藉以凑足人数，而其基础固甚薄弱也。世人因此事发生在民国八年，遂称其递补之议员为“民八议员”，并称其国会为“民八国会”，至原有议员则称为“民六议员”，亦称其国会为“民六国会”。
其后北方直系军人败皖驱奉，主张黎元洪复位，并下令恢复旧国会，于是民六国会遂于十年八月一日得过半数议员出席，正式开会于北京。当在京之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与由南方北来之众议院长吴景濂，在天津筹备召开民六国会时，民八议员即已通电否认，旋又在上海设立法统维持会、北京设立法统学会，此唱彼和，藉张声势。至其所持理由，无非（一）认广州之自由集会为合法，（二）以未参加之议员为放弃职权，应行除名另补，（三）既经除名之议员，不得再行恢复，（四）除名之议员多曾任北政府官吏，及充安福国会议员，不能再容其置身议坛。而民六议员自亦依据法律，逐点加以驳正，且在事实上，民六国会业经开会，于是民八议员乃于八月三十日，相率冲入议场，索殴议长。一时国会双包案喧传于世，民六议员当议决于九月十八日举行第二届常会闭会式，为无形之抵制，并以示此一会期业经完成，民六议员之地位已成不可动摇之势也。
虽当时国会已不甚为社会所置重，然吾人依法论法，实认民八议员之主张不能成立。盖议员自行集会，虽为法之所许，但广州集会，不过出自一部分议员之意，并非经多数议员议决或同意，因之未参加之议员，自不能视为放弃职权，其除名递补，于院法既属不合，在手续亦欠完全，实难生效。况当日黎元洪解散者，为民六国会，则今之撤销此项解散令而恢复之者，自亦为民六国会，与民八何涉？至于民六议员有在解散期间转任官吏及充安福议员，其资格是否发生问题，亦属民六国会本身之事，应听其自行解决，绝非民八议员所能强为主张。综此理由，民八议员在法律上显处于失败地位，故虽有某某南方要人为幕后支持，而彼辈亦极尽跳踉叫嚣之能事，终以不能博社会之同情，不得不偃旗息鼓，由沉寂而归于消逝，此亦足见凡事虽或有见仁见智之不同，而真是非究终未可湮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