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密赐宣劳状
奉宣密旨，以臣所论奏事，颇切时要，特赐慰劳者。臣伏蒙奖擢，致于近密，苟有所见，即合启陈，敢望圣明照临，皆赐俯察，载降宣谕，曲示恩施，荣感交深，兢局无地。臣所陈之事，非止一端，实政理之源，系安危之切。冀望重于所忽，防于至微，则亿兆生灵，同庆仁寿。臣无任云云。
论许遂振进奉请驿递送至上都状
元和五年，宣令许遂振，诏允依来奏乘驿递进奉者。学士奏曰：
伏以本置馆驿，祗缘使命。有司所支食料减刻，已恐不充，今若进奉货财，悉令馆驿递送，岂唯馆驿不济，实虑州县难堪。且财货数多，差夫递送，便须防援，转益劳烦。伏恐人力凋残，物议喧谤。况馆驿所破，并是官钱，虚有省脚之名，实致扰人之弊，倘若有利无害，承前久合行之；脱若诸道悉然，即是制度紊乱。事伤圣政，不敢不言。伏望与遂振诏中处分，且依旧例，庶望公私通济，事体合宜。其诏草未撰，伏望圣旨。
宣：“依。”
论不召对疏
上逾月不召对，而学士李绛等上疏曰：
学非稽古，才昧济时，陛下过听，不以臣等愚懵无取，误置于严密之地。职居肘腋，任切腹心，宠食太官之珍，荣通禁门之籍。縻躯致命，讵报雨露之恩？殉节忘家，宁酬天地之德？所以继献章疏，冀增日月之辉；妄进恳诚，希添海岳之广。而不量力分，触冒危机，徒竭公尽忠，忤犯严旨，虽死不悔，当职所宜。臣以谓忠臣不避罪以匡君，正士不违患以污道。所贵上裨万一，仰酬顾遇，实臣等之心也；不顾忌讳，合置严谴，此又臣等之分也。一月已来，未蒙赐召，咫尺之地，无申就日之诚，跬步之间，莫获回天之顾，兢惕无地，惭惶失图。臣闻管仲对齐桓公云：“大臣持禄不敢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通，此害霸之甚也。”臣等不言度日，饱食过时，既无切谏之尤，复道如何？伏惟陛下以社稷宗庙为心，以四海万姓为虑，询访道理，开纳直言，知好问而自通，以博闻而自广。是天下之幸，岂臣等之幸耶！
上览疏，令宣谕曰：“朕近者以方暑事繁，所以不得召对卿等，即宜明日二三殿对来。”
延州事宜
延州所管皆新蕃人。比来部落扰动，多因官吏贪克，失于思信，务于诛求，致控制无方，威惠不及。塞门要地，切在镇安。自朝廷初除延荣领延州，众情咸以为未当其选，今沙陀等果有不安，抚驭之间，必有所失，恐日久转弊，须务远图。伏望圣恩，令别择才识相当者充刺史，辞对之日，赐其诫敕。冀种落怀附，皇风宣畅，俯接京畿，使知典法。谨具奏闻，伏惟圣旨。
宣：“依奏。”遂除浑镐为刺史。
论简勘杨凭家产状
学士李绛奏曰：
伏以杨凭犯赃，宪司推勘，举正朝典，肃清人心，此盖理之宜然，法度之当尔。臣但不知杨凭所犯轻重，若所坐只缘赃污，法令且有明文，合待推勘事终后，征赃定罪。今所与宗儒诏，令一物已上，具数闻奏。即宗儒受诏之日，便合勘责家资，远近流传，有似簿录。簿录家产，皆是逆人，至犯赃不合同例。伏以圣恩再三，立法度必归至公。事体之间，贵于允当，臣苟有所见，不敢不陈。
宣：“依，不用与宗儒诏命。”
宪宗出游畋猎中罢
上因暇，欲近畋猎。行至蓬莱池西，谓左右曰：“李绛尝谏我畋猎，云亏损政事。今虽不远，近出苑中，必有章疏上陈，不如且休。”遂却罢归，其思理从谏，如是之至也。
论王锷加平章事
检校司徒河中节度使王锷，迁镇太原。锷有理事才，长于补完省费，收聚储蓄之事，虽毫芒不遗，其利必归军府，以是府库充实，兵甲精劲。当范希朝领全军赴易定，丧失费耗之后，太原亏竭，军马破落，管内诸军镇，戍逻相兼无三万人，征马羸病，并损伤者才六百匹，其于凋弊事称于此。锷捃拾收补以率下，至于糠秕无弃者。一二年间，财力赡足，添益遂至五万人，军马有五千骑，戈甲充足，仓库殷积。因回鹘并麾尼帅三万人入朝，锷遂悉出军迎，以示威武。马步军共五万人，排列五十里，旗帜鲜洁，戈甲犀利。回纥悚惕，不敢仰视。锷平坐受其礼，威振北狄。上缕知事实，频有加诏褒饰之言。锷曾历容管经略使，岭南、淮南、河中节度使，家积财帛。是时锷自顾年老，恐积财生谤，遂上表进家财二十万贯。顷之，上以其有政绩显着，欲加平章事以奖之。宰臣论不可，恐乖公议。学士亦频论议，且曰：“王锷太原事绩，诚有劳效，人望不至，名器虚损。兼近进家财，似希圣意，后代之所讥。”
上曰：“王锷太原功课，朝廷远近备知。宰臣亦数言其事绩为诸镇之最。当残瘁之后，成雄富之实，朕所以悬加官爵，祗奖功劳。有效不酬，何以劝诸方镇，不虚中书乎？若以进财诱动，不量可否，便得宠荣，即王播前后进奉数百万贯，便合与平章事也。我但观事迹虚实，以行其奖励，非感于财物，卿当悉之。”
论天地祭器敝恶
学士李绛因奏事，言：“祭祀天地，享荐祖庙，祭器敝恶，深乖祗敬。”上悚然曰：“虽以故事祀天地，享宗庙，不得亲行，令宰臣摄事，每至其日，朕未尝不夜半时起，沐浴盥栉，肃恭以至明旦时，方始休息。孔子曰：‘吾不亲祭，如不祭。’况享荐器物，至于破损，大乖精洁之诚。”当时便敕所司，并令修饰，务在精细，无至因循了日，逐件进呈。
论任贤事
上御浴堂北廊，召学士李绛对。上从容言曰：“朕观前王，任多贤才，所以理。即今日都无贤才可任，何故也？”绛对曰：
自古及今帝王，未有不任贤则理，用邪则乱，明着史传，不敢备陈。夫圣王欲理当代之人，祗选当时之贤，极其才分，便可致理，岂借贤于异代，以理今日之人？近代北齐任杨遵彦则理，用高阿那肱则乱；隋代任高颎则理，用杨素则乱；国家任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姚崇、宋璟则理，用李义甫、许敬宗、李林甫、杨国忠则乱。事状横于目前，理乱存于史策。夫致贤之路，历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轻待臣下，不以己能盖于凡器，折节下士，卑躬礼贤，天下仰知圣意，贤能之人方出。是岩穴无晦迹之俦，朝廷有佐时之器矣。
上曰：“何以知其必贤而任之乎？”对曰：
圣问至当，诚为难知。尧舜亦以知人为难，况近代浇薄，真伪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验之，必十得七八矣。任官清廉，无贪秽之迹，当事坚正，无阿容之私，章疏谏诤，无希望依违之苟，左右献纳，无邪佞愉悦之辞，言必及远大，行不顾财利，如此则可谓近于贤矣。若言必谄谀，动关名利，但攻人之短，不扬人之美，求己之售，不量己之分，观望主意，以希合为心，逢迎君意，以恩幸为志，为主招怨，为身图利，斯可谓之小人也。验之以行事，参之以舆议，然后用之。委用之后，名实相副，则当任之。既任之，则当久之。使代天下之绩，久而化成，然后圣君垂拱而天下治矣。贤者行理端直，身寡党援，拔擢贤彦，则小人怨谤，杜塞邪径，则奸人构陷，制度画一，则贵戚毁伤，忠正进用，则谀佞攻击，夫用贤岂容易哉！自非圣主明君，悬鉴情伪，不使毁谤得行，疑似生隟，尽其才器，极其智用，然后政化可得而兴。故齐桓公任管夷吾，尊之曰“仲父”，而齐国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对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参之，此最害霸也。”古人以求贤不至，则贤者不出，故喻以蜗蚓之饵，以求吞舟之鳞，设釜钟之禄，以致济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数事，验之以言，校之以实，采之于众，任之以权，则贤不肖得矣。伏惟圣智详察。
上曰：“卿言得之，尽于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