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论诗，强调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谓“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认为诗只有不涉“暴慢邪僻之气”，使闻者“无怒”，方为“有补”。他反对以诗批评朝政，议论是非，对于“言必中当世之过”的苏轼，谓其“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哉得而罪之”。与江西诸人对苏诗的责难是一致的，黄庭坚谓苏诗“短处在好骂”，陈师道谓苏诗“多怨判”，皆为杨时之说所自出。他还信从道家一贯的崇德轻文主张。
在诗的表现方法上，杨时要求诗“收敛”，反对冗长。在诗歌的风格上，主张“冲淡深粹”“出于自然”，反对着力雕琢，认为“学诗不在语言文字，当想其气味”。他所说的“气”或“气味”，是指涵咏在诗歌语言形象中的情态，它是作者主观道德修养在诗中之显现。“重在体会”，而“不在推寻文义”，强调“今观是诗之言，则必是先观是诗之情”，反对“以文害辞”，“分析字之偏旁以取义理”。他的所谓“气”、“气味”、“义理”，皆未离开道学家的心性道德之说。
内容
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对人主语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荆公在朝论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气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哀僻之气不设于身体。（《龟山集》卷一○《语录》）
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同上）
《狼跋》之诗曰：“公孙硕肤，赤舃几几。”周公之遇谤，何其安闲而不迫也？学诗不在语言文字，当想其气味，则诗之意得矣。（同上）
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尚谲谏，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若谏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诗，则闻之者自然感动矣，因举伯淳《和温公诸人禊饮诗》云：“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又《泛舟诗》云：“只恐风花一片飞。”何其温厚也。（同上）
《考盘》之诗言：“永矢弗过。”说者曰“誓不过君之朝”，非也。矢，陈也。亦曰永言其不得过耳。昔者有以是问常夷甫之子立，立对曰：“古之人盖有视其君如寇仇者，此尤害理。何则？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以为君言之也。为君言则施报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处，岂处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盖如此。《考盘》之诗，虽其时君使贤者退而穷处为可罪，夫苟一日有悔过迁善之心，复以用我，我必复立其朝，何终不过之有！大抵今之说诗者多以文害辞。非徒以文害辞也，又有甚者，分析字之偏旁以取义理，如此岂复有诗？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释诗也，于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语自分明矣。今之说诗者殊不知此。（同上）
问《墙有茨》之诗，若以为劝诫，似不必存。曰：着此者，欲如此恶不可为耳。所以不可为，以行无隐而不彰，虽幽暗深僻之中，人亦可以知其详也。人之为恶，多以人莫之知而密为之，然终不能掩密。为之者，其初心也，至于不能掩盖，已无如之何耳，岂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也。（同上卷一《京师所闻＜丙戌四月至六月＞》）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为桓公之子也。《猗嗟》之诗序曰：“人以为齐侯之子。”其诗曰“展我甥兮”，则明庄公非齐侯之子矣。以经考之，庄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书“夫人姜氏遂如齐”，而《左传》载申繻之谏与桓公适齐之事，则前此文姜盖未尝如齐也。未尝如齐，而人以庄公为齐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另嫌明微也。（同上）
闵二年，书“郑弃其师”。观《清人》之诗序可见矣。文公恶高克，使之将兵御狄，久而不召，遂使众散而归。岂非弃其师乎，盖恶其人而使之，将兵之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卫，未尝请命于天子而专封之也，故《春秋》书“楚丘”而不言其封卫，盖无取也。然则《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诗，卫人之诗也。卫为狄所灭，桓公救而封之，其恩岂可忘也，欲厚报之，不亦宜乎。在卫人之义，不得不以为美其取之也，以卫人之义而已。若《春秋》褒贬，示天下之公，故无取。（同上）
问：文姜与齐侯淫，诗人以不能防，闲其母刺庄公，庄公固当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观《载驱》之诗，言“鲁道有荡”，则鲁之君臣荡，然无以禁止也。夫君夫人之出入，其威仪物数甚备，其曰“齐子发夕”，又何其易乎礼。妇人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既曰从子，子乃不能防，闲之恣其淫乱，于谁责而可乎？许穆夫人思归，唁其兄，而义不得其赋。《载驰》之诗曰“大夫君子。无我有尤”，是虽欲归，不可得也。曰《凯风》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犹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齐也。又此诗之所取，特美其负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诗序，所谓“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盖与《猗嗟》之刺庄公同义”。
问：或谓“荆公晚年诗，多有讥诮神庙处，若下注脚，尽做得谤讪宗庙，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个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笺注人诗文，陷入以谤讪宗庙之罪，吾辈也便学他？”昔王文正公在中书，寇莱公在密院，中书偶倒用了印，莱公欲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书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问吏人：“汝等且道密院当初行遣倒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曰不是，不可学他不是。”更不问。如今日所罪谤讪宗庙、毁谤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时，惟恐不闻其过，故许人规谏，至于舜求言乃立谤木，是真欲人之谤己也。《书》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盖圣人之于天下，常惧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虽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诗三百篇》经圣人删过，皆可以为后王法。今其所言讥诮时君者几半，不知当时遭谤讪之罪者几人。夫禁止谤讪，自出于后世无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为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后世公议在，岂容己有所抑扬。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夫为人子孙，岂不欲圣贤其祖考，但公议以恶名归之，则虽欲改之不能得也。其曰名之曰幽厉，当时谁实名之兹，岂独其子孙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开谏，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见人言继述，亦言继述；见人罪谤讪，亦欲求人谤讪之迹。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佑臣僚章疏论事，今乃以为谤讪，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须当理会令分明。今反谓他们亦尝谤讪，不唯效尤，兼是使元佑贤人君子愈出脱不得，济甚事！（同上卷一二《余杭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