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抱怨中都有一种精巧的复仇，人们因为自己的坏处境、有的甚至因为自己的坏品质而责备与他们不同的人，就象责备一种不公正、一种不能容许的特权一样。"如果我是混蛋，那么你也应该是混蛋":人们根据这样的逻辑闹革命。衷叹在任何场合都无用，它源自软弱。一个人是向别人衷叹还是向自己衷叹（前者如社会主义者，后者如基督徒），并无真正的区别。两者的共同之处，依我们看也是无价值之处，便是应当有人对他受苦负责简言之，便是受苦者为自己开一付解苦的复仇蜜糖。这种复仇需要是一种对于快乐的需要，其对象是可能的原因：受苦者到处寻找用来发泄其渺小复仇欲的原因，再说一遍，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在自己身上寻找它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两者都是颓废者。可是，当基督徒谴责、诽谤、诬蔑"世界"之时，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本能，社会主义工人出于这同一种本能而遣责、诽谤、诬蔑社会："最后审判日"仍是甜蜜的复仇安慰革命，就象社会主义工人所期待的革命一样，只是被设想得更遥远一些罢了"彼岸"倘若它不是一个手段的话，为何彼岸总要诬蔑此岸呢？
颓废道德批判。一种"利他主义"道德，一种使自私萎缩的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一个坏征兆。这一点适用于个人，这一点绝对适用于民族。一旦没有了自私，也就没有了最好的东西。本能地择取对己有害的东西，受"无私的"动机吸引，这差不多为颓废提供了公式。"不谋私利"这纯粹是一块道德遮羞布，用来掩盖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即"我不再懂得找到我的利益"这一生理事实本能的崩溃！当一个人变得利他之时，他也就完了。颓废者口中的道德谎言不是质朴地说："我不再有任何价值";而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有价值，生命毫无价值"这样一种判断归根到底总是一种巨大危险，它有传染性，在整个社会的病态土壤上很快就滋生为茂盛的热带观念植物，时而作为宗教（基督教），时而作为哲学（叔本华主义）。有时候，这种长自腐烂中的有毒植物的气体会久远地、数千年地毒害生命医生的道德。病人是社会的寄生者。在一定情形下，更久地活下去是不体面的。在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权力业已丧失之后，卑怯地依赖医生和医术苟活，理应在社会上招致深深的蔑视。而医生应当是这种蔑视的媒介，给他的病人开的不是药方，而是每天一服新的厌恶赋予医生一种新的责任，凡是生命、上升生命的最高利益要求无情排斥和扼杀衰败生命的场合，都要他负责任例如决定生育权、出生权、生存权当不再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自愿选择的死，适时的死，心境澄明而愉悦，执行于孩童和见证之中，因而能在辞别者还在场的情形下作一个真正的告别，同时也对成就和意愿作一个真正的估价，对生命作一个总结这一切同基督教在弥留时刻演出的可怜复可怖的喜剧正好相反。千万不要忘记，基督教是在滥用临死者的软弱以强奸良心，滥用死的方式判定人及其一生的价值！在这里，尤其要反对一切怯懦的成见，确定所谓自然死亡的真正价值即生理价值：它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非自然"死亡，一种自杀。一个人绝非死于他人之手，而是死于自己之手。
只不过这是在最可蔑视的条件下的死，一种不自由的死，一种不适时的死，一种懦夫的死。一个人应当出于热爱生命而希求另一种死。自由，清醒，并非偶然，并非猝不及防最后，向悲观主义者先生们和其他颓废者进一言：我们不能阻止自己的出生，但是我们能够改正这个错误因为有时这是个错误。当一个人除掉了自己，他便做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事情，他因此差不多不枉活了这一生社会（我说什么呀！）、生命本身由此获得的利益要比靠随便哪种听天由命、贫血或其它德行的"生活"所获得的更多，因为他使别人摆脱了他的景象，他使生命摆脱了一种异议纯粹的、严格的悲观主义只有通过悲观主义者先生们的自我反驳才得到证明：一个人必须把他的逻辑推进一步，不是像叔本华那样仅仅用"意志和表象"否定生命，他必须否定叔本华顺便说说，尽管悲观主义如此富于传染性，毕竟没有增加整个时代、整个世代的疾病，它只是这种疾病的表现。一个人屈服于它，正如屈服于霍乱一样，他业已病弱得不能不屈服了。悲观主义本身没有增添一个颓废者；我想起了统计结果：在霍乱流行的年份，死亡总数与别的年份并无不同。
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正如所预料的，道德愚化的全部残忍性（众所周知，这在德国被视为道德本身）拼命起来反对我的《善恶的彼岸》的观点了，我要谈谈这方面的有教养的历史。人们要我深思我们时代在道德判断方面的"无可否认的优越性",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作出的进步：和我们相比，一位Ce-sare
Borgia①确乎不能看作一个"更高尚的人",一种我所说的"超人"一个瑞士人，《联盟》的①十五世纪一红衣主教。
编辑，走得如此之远，在对从事如此冒险的勇气略表敬意之后，竟"理解"我的着作的意义在于，我要用它来废除一切正派的情感。十分感谢！作为答复，请允许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否变得更道德了？全世界都相信这一点，本身即已令人对之发生异议我们现代人，极其脆弱，假其敏感，互相关怀备至，千思百虑，便在事实上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所体现的这种脆弱的人性，在爱护、帮助、互相信任方面所达成的这种齐心协力，似乎是一种积极的进步了，藉此我们似乎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然而，每个时代都这么想，也必定这么想。确实，我们不能置身于、甚至不能深入设想文艺复兴状态：我们的神经受不了那种现实，更不用说我们的肌肉了。但是，这种无能所证明的不是进步，倒是一种不同的、一种晚期的状况，一种更软弱、更脆弱、更敏感的状况，从中必然产生出一种顾虑重重的道德。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没有我们的脆弱和迟暮，我们生理上的老化，那么，我们的"人性化"的道德也就立刻丧失了它的价值（没有一种道德自在地具有价值），我们自己就会蔑视它。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怀疑这一点：我们现代人的裹着厚棉被、经不起一点碰撞的人性，在Cesare
Borgia的同时代人眼中必是一个笑死人的喜剧。事实上，我们的现代"德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显得极其可笑敌对本能和猜疑本能的减弱（这就是我们的所谓"进步"）只是生命力普遍减弱的结果之一：要苟延一个如此附有条件、如此迟暮的生命，必须付出百倍的努力和审慎。在这里，人们互相帮助，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病人，又都是护士。这就叫做"德行";在生命尚能有所不同的人们中，在生命更丰满、更挥霍、更洋溢的人们中，它的名称也有所不同，也许叫做"懦弱"、"可怜"、"老太婆道德"我们习俗的柔化是衰退的一种结果这是我的命题，如果愿意，也可说是我的革新；相反，习俗的严峻和可怕可能是生命力充沛的一种结果，因为如此才可以有很多冒险、很多挑战、很多浪费。从前是生命的作料的东西，对于我们却是毒药淡漠也是坚强的一种形式，而我们是过于老迈、过于迟暮了，同样无能为之；我们的同情道德（我是第一个要人们警惕它的人），人们不妨称它为1'impres-sionisme
morale①，它是一切颓废者固有的生理过敏的一种表现。
那个试图借叔本华的同情道德赋予自身以科学形态（一个极不成功的尝试！）的运动，乃是道德领域的真正颓废运动，作为这样的运动，它与基督教道德深深地一脉相通。坚强的时代、高贵的文化把同情、"邻人爱"、缺乏自我和自爱看作某种可鄙的品质。时代是按照自身的积极力量而得到估价的因此，那个如此挥霍和多灾多难的文艺复兴时代乃是作为最后一个伟大时代而出现的，而我们，我们现代人，却因为我们胆怯的自我操心和邻人爱，我们的勤劳、谦虚、公正、科学的美德（热衷于搜集，节俭，刻板），而成为一个衰弱的时代我们的德行是由道德印象主义。
我们的衰弱所决定、所要求的"平等",一种事实上的雷同化，所谓"平权"理论仅是其表达方式，本质上属于衰落。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鸿沟，类型的多样化，自我实现、自我提高的意志，我称这一切为庄严的距离感，它们是每个坚强时代所固有的。如今，极端之间的张力和跨度日益缩小了，极端本身终于消失而成为雷同我们的一切政治理论和国家宪法，"德意志帝国"绝非例外，都是衰落的必然结论和后果；颓废的无意识影响竟至于支配了个别科学部门的理想。我对整个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学府一直存有异议，它们从经验中只了解到社团的衰败形态，并且完全不知羞愧地把自身的衰败本能用作社会价值判断标准。衰落的生命，一切组织力即分离、挖掘鸿沟、使人服从和指挥的力量的丧失，被今日的社会学公式化为理想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是颓废者，但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也是一个颓废者，他在利他主义的胜利中看到了某种值得盼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