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女士也明白这件事，觉得有些难受处。这不止是那时几个人的友谊如此，便是此后两人皆在上海堂房子小亭子间住下，写小说过日子时，还依然有这些不舒服感觉，发生于作品取舍间。熟人皆感觉到丁玲可爱，却不很对海军学生发生兴味。杂志上要文章时，常有人问丁玲要，却不向海军学生要。两人共同把文章寄到某处时，有时海军学生的便被单独退还。两人共同把文稿版权售给某书店时，署海军学生的名不成，署丁玲的名却又毫无困难的出版了。这类不愉快的事情，与其谓为发生于编辑者感情间，勿宁谓为发生于商人利益间。她明白这件事，她一提到就十分生气。这些编辑其所以如此，就只为得她是个女人！就为了这些原因，这个人把许多本来可以写成的故事，半途中皆搁笔不再写下去了。据我所知，若果没有这些原因，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零之间，她的作品在数量方面，应当超过目前所有作品一倍。某月报有一次退过海军学生的稿件两次，同时无形中也就毁去丁玲女士两篇约近万字的作品。但这件事当时似乎并无什么人知道，海军学生且似乎还不如我知道得清楚，就因为有次卖书以及寄几个短稿给别处，得到代表商人利益的编辑者回信时，我们深恐海军学生难堪，竟不曾同海军学生提及。这应当是较后的事情了，我想等到写及那一章时再可以写到一些。
为时较后社会对于海军学生的冷淡，也许因为作品文字方面海军学生实在有些不如丁玲女士处。至于当两人住西山时，朋友对于两人的爱憎，则似乎有些不可解处。据我看来也以为海军学生的热情，虽培养了她的创作的种子，海军学生的生活，又给了她后来创作的方便，但假若这女孩子若不是同海军学生共同生活，也许她的成就还会更伟大一些！由于海军学生褊持的热情，拘束了她向这个世界作更宽广的认识，由于海军学生所读的书籍以及那分生活观念，皆限制了她对于学问方面的博涉深入，由于海军学生没有多少朋友，把她在朋友过从方面所能得到的种种益处也牺牲了。这一面成就了她的长处，也同时成就了她的弱点。当她习惯于海军学生的爱情时，她就已经成为一个不能习惯旁的有益于彼的生活，故海军学生此后的死去，由我看来，她的悲剧不是同伴的死亡的悲惨，却实在是这个同伴死亡后，她不知如何去独立生活。这是一个已习惯于这种男性褊持专制热情的女子，一切兴味与观念皆被那男子在一份长长的共同生活岁月里所征服了，此后谁去那么哄她、侍候她，或生了点小气的时节又去打她？她需要这些，一件皆不能缺少，但她还可以向什么地方去找寻这些？她固然可以去革命，去到另一份更伟大些的生活里找寻生活，但一个革命人物，就能够不需要感情所习惯的环境吗？别人如何我不清楚，就丁玲看来，她的感情生活是需要在熟习环境中休息，方能把生命发展得完美无疵的。海军学生一死，她便不能再过一天稍好的日子了。
两人在香山住下时，虽说那么同在贫穷里支持，有时也正同别的年青伴侣一样，互相爱悦之际，由于爱情，间或得成为冤家对头，有口的不知接吻，却来发誓赌咒，有眼睛的则只知流泪的。设或两人为了一点小事争吵了几句，其中一个负气跑到我住处来了，或进了城，另一个又跑到我住处来告我时，我总就觉得从生理方面的特长，她征服了海军学生，从另一方面弱点，则海军学生处处正在征服这个女子。
她虽常在爱情中目眩神迷，却仍然缺少了些东西。她感情中要一个同伴，来与她享受目前，计划未来，温习过去。海军学生则似乎特别开心目前，对于未来不能有所打算，对于过去毫无兴味可言。因为在那时节，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为了发散这两方面的感情，她对于一个能够同她温习过去商量未来的朋友，自然似乎就觉得待遇应当温柔些、亲切些。
这仿佛极不利于海军学生，有些时节因这些事情刺激了海军学生，海军学生皱了眉毛装作生病的事也一定有过。但过不久这孩子却聪明了一些。他看清楚了那圆脸女孩子，在另一方面，永远皆不能够引起像他那种烦乱的感情，同时且明白她需要朋友处只是谈谈闲话，朋友则简直常常忘了她是一个女子，海军学生就放心多了，同时几个人友谊也显得更好些了。
当时几个人准备出版的小刊物，既常在各种想像方便中产生，自然也就得常在各样想像困难问题上夭折。某一时节对于这个刊物十分热心的丁玲女士，刊物引起她的倾心处，与其说是这个人为了身为作家的快乐，却不如说只是这个人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一个人决不能永远凭目前一切打发日子下去，目前即是很完美的，总不能不在“未来”与“过去”两种世界里，检选出一些东西，方不至于被当前的习惯所疲倦。且为了点缀当前的生活，也就正需要一点未来过去的理想与回忆！两个人那点过去生活，由于生活距离太远，既不能使两人共同徘徊得到快乐，故两人得常把感情散步到“未来”世界里去。为了方便，未来的生活，两人想得同许多传记上的文人生活一样，那是毫不为奇的。
同时是目前两人生活虽混合了热情与潇洒意味，但两人的年龄，已并不完全是小孩子了。虽狂热中对一切问题皆不大措意，比较冷静时，慢慢的也会感到了爱情不尽是两人亲切无忤的在一块吃喝接吻与拥抱，把生命消磨下去，还应当互相商量互相帮助一同来作点有意思有价值的事情，方不辜负这一个接连一个而来的日子，简单说来，则此后两人生活问题，也需要考虑一下了。
两人已感到要在社会里做点事业，不管所做的是什么事，总得有件事可以去做方好。两人皆有了“职务”与“责任”的欲望，不管推动这欲望的是物质还是虚荣，欲望却已生根长成了的。创作小说近于两人可以携手同时走去的一条大路，故两人便常常凝眸于托尔斯泰、哥德……以及文学史上一切眩目巨人所达的高峰，且作成种种向那高峰努力的姿势与设计。
但当时正是“文学研究会”的庄严人生文学，被“创造社”的浪漫颓废作品所压倒，北京一隅的空气，已开始被悠闲小绅士们所提倡的幽默趣味文学支配，南方革命尚局局于广东，上海地方还无征兆可言，一般现象皆转入消沉时节。两人既住在山中，早晚所见到的，不过是雨水、露珠、白白的日头、闪烁的星子，以及沿了西山山脚绵延展开了无数灌木林，傍了灌木林一列一列小石屋里皆住得是没落穷困的旗人；所听得的不过是虫声、鸟声、骆驼铃铎声、驴鸣声、母鸡产卵声。（两人生活中虽常常绝粮，绝粮时便得两人中之一个，用散步方法走进城去押当或告贷，然从这方面所受的刺激，在爱情上已得到了抵销的机会，绝不能改易其人生观。）事实上便是：两人同真实普遍的人生，还依然隔得那么疏远。故两人所打算所准备的将来生活，莫不以个人感情为出发点，而缺少社会普遍出路的意识。要写作，这写作中心，是不能把它从本身爱憎哀乐拉开，移植到广大群众方面去的。
简单说来，就是两人那时节还只明白自己应当如何，方能把自己弄好，并不明白社会应当如何，方能把社会弄好。两人只希望自己将来成就些什么事业，并不希望将来能够替社会做些什么事业。两人这种感情，不独存在于一九二四左右，即到一九二七，从两人生活嗜好上看看，也依然有种种痕迹可寻。两人这种感情不独影响及当时的生活，还大影响于此后丁玲女士的写作。看看《在黑暗中》书内各个不同篇章中，一贯表现的人物意志与兴味，就可明白这个女作家哀乐所出以及爱憎所止的幅度。按一般经验而言，当时展开在两人面前的世界，并不过于狭窄，为了爱，却把两人感情观念，皆弄得稍窄了。
至于这种感情观念的形成，受新婚爱情拘束以外，似乎就应当是两人书架上那几本书了。在较前一节里，说及这两个人所有书籍时，我曾说过那里有三本特殊的书，一本为《茶花女》，一本为《人心》，一本为《父与子》。我忘了提及一本某一时节为丁玲女士所最称道的书了。这是福禄培尔的《马丹波娃利》，分量沉沉的一本书。她欢喜那个女人。她欢喜那个号称出自最细心谨慎于文体组织与故事结构的法国作家笔下写出的女人，那女人面影与灵魂，她仿佛皆十分熟习。她至少看过这本书十遍。不管本人由于异国知识的缺乏，对于本书有若干语句上的误解与若干描写上无法理解，她却仍然从这本书中，以及莫泊桑一本《人心》书中，学了许多。她跟那些书上的女人学会了自己分析自己的方法，也跟那些作书男人学会了描写女人的方法。在她初期写作成绩上，加以检查，如《在黑暗中》各篇章，文体的致密，与每个篇章中人物的多情善怀处、任性处、忧郁苦闷处，以及一个男子傍近身边时节，如何应付那些男子处，若不能明白作者每个作品的背景，若不指出她与上述几本书的关系，批评者惟用着冒险粗卤的手段，从本书所表现的去胡乱推论她的为人，可以说是毫无结果的努力。批评过她的作品，且俨然怀了好意去批评她作品的，如钱杏诸人，就莫不陷入那个错误中，既不明白那些作品中人物型范所自来，又不理解作者在何种时代何种环境里产生她的作品，所知道的实际只那么少，所说的却又必然的那么多，这种印象地得出若干论点，机械地说出若干意见，批评的意义，除了在那里侮辱作者以外，可以说毫无是处。关于她的任何批评，登在什么刊物上，为她所见到时，总常常皱了双眉轻轻地说：
“活在中国许多事情皆算犯罪，但从无人以为关于这种胡说八道的批评文章是罪过。故第一个作了，还有第二个照抄来重作。没有可作了，还在小报上去造谣言增加材料。中国人好讲道德，一个女人不穿袜子在街上走走，就有人在旁批评：‘真不要脸’！为什么有些人把别人文章读过一篇，就乱来猜一阵作者为人如何，对于社会革命如何，对于妇女职业观如何，胡扯那么一大套，自己既不害羞，旁人也不批评一句‘真不要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