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毛病更大了。刘先生举的例，上起《论语》，下至韩愈、欧阳修，共占一千五百年的时间！他不问时代的区别，只求合于通则的“例”，这是绝大的错误。这一千五百年中间，中国文法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大变迁。
即如从孔子到孟子的二百年中间，文法的变迁已就很明显了。孔子称他的弟子为“尔、汝”，孟子便称“子”了；孔子时代用“斯”，孟子时代便不用了；阳货称孔子用“尔”，子夏、曾子相称亦用“尔、汝”，孟子要人“充无受尔汝之实”，可见那时“尔、汝”已变成轻贱的称呼了。即如“吾、我”二字，在《论语檀弓》时代，区别的很严：“吾”字用在主格，又用在领格，但决不用在受格；“我”字专用在受格，但有时要特别着重“吾”字，便用“我”字代主格的“吾”字，如“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如“我非生而知之者”，“我则异于是”，都是可以解释的“例外”。
到了秦、汉以后，疆域扩大了，语言的分子更复杂了，写定了的文言便不能跟着那随时转变的白话变化。白话渐渐把指名代词的“位次”（Case）的区别除去了，但文字里仍旧有“吾、我”，“尔、汝”，等字。后人生在没有这种区别的时代，故不会用这种字，故把这些字随便乱用。
故我们不可说：
吾我两字用法完全相同。
我们只可说：
吾我两字在《论语檀弓》时代的用法是很有区别的；后来这种区别在语言里渐渐消灭，故在文字里也往往随便乱用，就没有区别了。
如此，方才可以懂得这两个字在文法上的真正位置。
余予二字也应该如此研究。我们若不懂得这四个字的历史上的区别，便不能明白这四个字所以存在的缘故。古人不全是笨汉，何以第一身的指名代词用得着四个“用法完全相同”的字呢？
这种研究法叫做“历史的研究法”。

为什么要用历史的研究法呢？我且说一件故事：清朝康熙皇帝游江南时，有一天，他改了装，独自出门游玩。他走到一条巷口，看见一个小孩子眼望着墙上写的“此路不通”四个字。皇帝问他道：“你认得这几个字吗？”那孩子答道：“第二个是‘子路’的路字，第三个是‘不亦说乎’的不字，第四个是‘天下之通丧’的通字。
只有头一个字我不曾读过。”皇帝心里奇怪，便问他读过什么书。他说读过《论语》。
皇帝心里更奇怪了：难道一部《论语》里没有一个“此”字吗？他回到行宫，翻开《论语》细看，果然没有一个“此”字。皇帝便把随驾的一班翰林叫来，问他们《论语》里共有几个“此”字。他们有的说七八十个，有的说三四十个，有的说二三十个！皇帝大笑。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顾亭林《日知录》说：
《论语》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二，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学》成于曾氏之门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九。
语言轻重之间，世代之别，从可知矣。
其实何止这个“此”字？语言文字是时时变易的，时时演化的。当语言和文字不曾分离时，这种变迁演化的痕迹都记载在文字里，如《论语檀弓》与《孟子》的区别，便是一例。
后来语言和文字分开，语言仍旧继续不断的变化，但文字却渐渐固定了。故虽然有许多“陈迹”的文法与名词保存在文字里，但这种保存，完全是不自然的保存，是“莫名其妙”的保存。古人有而后人没有的文法区别，虽然勉强保存，究竟不能持久，不久就有人乱用了。
我们研究文法，不但要懂得那乱用时代的文法，还应该懂得不乱用时代的文法。有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得相反的现象：有时古代没有分别的，后来倒有分别。这种现象也是应该研究的。
故我们若不懂得古代“吾、我”有分别，便不懂得后来这两个字何以并用；若不懂得后来“吾、我”无分别，便不懂得白话单用一个“我”字的好处；但是若不懂得古代主格与领格同用“吾”字，便不懂得后来白话分出“我”与“我的”的有理。
因为我们要研究文法变迁演化的历史，故须用历史的方法来纠正归纳的方法。历史的研究法可分作两层说：
第一步：举例时，当注意每个例发生的时代：每个时代的例排在一处，不可把《论语》的例和欧阳修的例排在一处。

第二步：先求每一个时代的通则，然后把各时代的通则互相比较。
（a）若各时代的通则是相同的，我们便可合为一个普遍的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