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年十岁，诵古文。”周以前书皆是也。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2]，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3]，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4]。我国家稽古典礼[5]，建首善自京师始[6]，博选八旗子弟秀异者[7]，并入于成均[8]。圣上爱育人才，辟学舍，给资粮，俾得专力致勤于所学；而余以非材，实承宠命以监临而教督焉。窃惟承学之士[9]，必治古文，而近世坊刻，绝无善本，圣祖仁皇帝所定《渊鉴》古文[10]，闳博深远，非始学者所能遍观而切究也，乃约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为群士楷。
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11]。其次《公羊》、《穀梁传》、《国语》、《国策》[12]。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13]。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故于韩取者十二[14]，于欧十一，余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两汉书疏，则百之二三耳。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15]，绰有余裕矣。虽然，此其末也。先儒谓韩子因文以见道[16]，而其自称则曰：“学古道，故欲兼通其辞[17]。”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是则余为是编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和硕果亲王序[18]。
一、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体，学者必熟复全书，而后能辩其门径，入其窔穾[19]。故是编所录，惟汉人散文及唐宋八家专集，俾承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20]，然后可溯流穷源，尽谙家之精蕴耳。
一、周末诸子，精深闳博，汉、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书主于指事类情[21]，汪洋自恣，不可绳以篇法[23]。其篇法完具者间亦有之，而体制亦别，故概弗采录，览者当自得之。
一、在昔议论者，皆谓古文之衰自东汉始。非也。西汉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气奋动，倜傥徘宕[24]，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25]。昭、宣以后[26]，则惭觉繁重滞涩，惟刘子政杰出不群[27]，然亦绳趋尺步，盛汉之风，邈无存矣。是编自武帝以后至蜀汉，所录仅三之一，然尚有以事宜讲问，过而存之者。
一、韩退之云：“汉朝人无不能为文。”[28]今观其书疏吏牍[29]，类皆雅饬可诵[30]。兹所录仅五十余篇，盖以辨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也[31]。既得门径，必纵横百家而后能成一家之言。迟之自言“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是也[32]。
一、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33]，故于《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之类皆不录[34]。虽相如《封禅书》[35]，亦姑置焉，盖相如天骨超俊，不从人间来，恐学者无从窥寻而妄摹其字句，则徒敝精神于蹇法耳[36]。
一、子长“世表”“年表”“月表”序[37]，义法精深变化，退之、子厚读经、子[38]，永叔史志论[39]，其源并出于此。孟坚《艺文志》“七略序”[40]，淳实渊懿，子固序群书目录[41]，介甫序《诗》、《书》、《周礼》义[42]，其源并出于此。概弗编辑，以《史记》、《汉书》治古文者必观其全也。独录《史记•自序》，以其文虽载家传后[43]，而别为一篇，非《史记》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学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蕴，则于三家志铭，无事规模而自与之并矣[44]。故于退之诸志，奇崛高古清深者皆不录，录马少监、柳柳州二志[45]，皆变调，颇肤近。盖志铭宜实征事迹，或事迹无可征，乃叙述久故交亲，而出之以感慨，马志是也，或别生议论，可兴可观[46]，柳志是也。于永叔独录其叙述亲故者，于介甫独录其别生议论者，各三数篇，其体制皆师退之，俾学者知所从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学，在“辨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47]，盖黑之不分，则所见为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笔古隽[48]，而义法多疵，欧、苏、曾、王亦间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为掩耳[49]。
一、《易》、《诗》、《书》、《春秋》及“四书”[50]，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者甚少[51]。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钩划于旁，俾观者别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