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言其处事的精细。其『檄下加冬李守戎』文，谓『阅诸罗令申文』，『据乡保长廖督等禀称：贼庐五间，内积米粮百余石，……传令焚烧』；进而追问：『所称贼庐五间，是否新造？抑系久居于此？每庐深广几丈尺？能容人众几何？锅灶几何？碗箸食饮之具可供几人？庐中粮食实在屯积多少？是粟是米？果否一尽焚烧？抑或兵丁乡壮尚有取携而去？……』，乃着『逐一开明备细，据实报知』。盖欲『因此以卜贼人多寡出没之数』，非于部属有所苛求也。再如『檄淡水谢守戎』文，嘱该弁罗致『能通番语』之大鸡笼社伙长许略等四人，『待以优礼，资其行李餱种之具，俾往山后采探，有无匪类屯藏岩阿，穷极幽遐，周游遍历』；『更选能绘画者与之偕行，凡所经历山川疆境』，一一为之图志。『自淡水出门，十里至某处，二十里至某处，水陆程途，详纪图上，至蛤仔难接卑南觅而止。百里、千里，无得间断，某处、某社、某山、某番，平原旷野，山窝窟穴，悉皆写其情状，注其名色。使台湾后山千里幅员，一齐收入画图中，披览之下，了如身历』。『重赏酬勳』，『无所吝焉』。由上二事，足见其他。
（四）一言其负责与敢言。其『复制军论筑城书』，制军命令筑城『但住官兵，不用议及民居』，他则复称：『设兵原以卫民，……似未可但护兵丁，而置其余于度外』；『虽不能多及民居，亦当合文武衙署、仓库、监房包裹在内，乃可战可守，可以言城』。他『与制军再论筑城书』，说得更加透澈：『夫设兵本以卫民，兵在城内，民在城外，彼蚩蚩者不知居重驭轻之意，谓出力筑城卫兵，而置室家妇子于外，以当蹂躏，……论理宜包罗民居为是』。『宪谕以挖濠之土，不灰不砖，而成五尺厚、二丈高之墙』；他则认为如此『万万不能牢固』。又宪谕『内外两重植立，以沙土实其中，复用厚板盖顶』：他则认为：如此『所需之木，何啻山积，虽暂时亦堪守御，而历久终归朽蠹』，惟有『沙灰土三合筑墙之寨，此则可行』。他说『不为则已，为则必要于固』，『不可苟且涂饰』。又说：『权宜而用土木，偷安止在目前，劳民伤财，不能经久』。他像这样顶撞制军的话，每每有之；尤可注意的，是『复制军迁民划界书』。『宪檄台凤诸三县山中居民，尽行驱逐，房屋尽行拆毁，各山口俱用巨木塞断，不许一人出入。山外以十里为界，凡附山十里内民家，俱令迁移他处；田地俱置荒芜。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筑土墙高五、六尺，深挖濠堑，永为定界。越界者以盗贼论。如此则奸民无窝顿之处，而野番不能出为害矣』。此一『宪谕』，真是『食肉者流』想入非非的『天方夜谭』；他乃『层层剥入，步步逼紧，直令一辞莫措』，洵非易事。如果换一『但知奉命惟谨、不惜从中渔利』之人，执行起来，遗害之深，岂堪设想。其『论旧兵停饷撤回内地书』，宪檄以旧兵『二千余名，糜饷不赀，且昔日在台，……不能效死，腼为贼民，宜一切革去名粮，逐回内地。见今冬饷，即为停止』。他竟『封还宪檄』，并请『再为熟思』。其『论征台壮丁停饷归农书』，亦『淋漓畅快，足令当局者通身汗下』。其『请班师书』，居然敢请制军『将前后密差在台采访弁员，悉为撤回；一切地方事宜，惟台道府县是问』。他说：『彼职司民社，担负在肩，治乱安危，事关切己，未必皆视隔膜，不如差弁之尽心。且平日读书明理，阅历世务，未必俱皆暗昧，不如差弁之聪明。……窃谓鹰犬止可以猎狐兔，不宜他有所用。勿论此辈把持不定，利欲薰心，所言未必皆实；即使矢念不欺，难保其不为人欺』。真是慨乎言之。
总而言之，著者的见解是「高人一等」的。如时方盛议『划界避番』，他则主张『以杀止杀，以番和番；征之使畏，抚之使顺』。即其纪游诸篇，亦有经济存乎其间，绝非一般消闲之作。